吳松营 2008-07-25 在上個世紀之初，西方曾經有過迷信市場經濟的深刻教訓。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來，市場經濟對促進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立下了很大功勞。但是，我們也決不能低估市場經濟的副作用、反作用，更加不能產生對市場經濟的新迷信。 在上個世紀之初，西方曾經有過迷信市場經濟的深刻教訓。 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來，市場經濟對促進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立下了很大功勞。但是，我們也決不能低估市場經濟的副作用、反作用，更加不能產生對市場經濟的新迷信。 一、30年實踐中市場經濟的功勞和弊病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逐步放棄原來以計劃經濟為主、甚至是單一搞計劃經濟的政策，引進、學習、吸收西方市場經濟的經驗。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根據鄧小平理論和當時的實際情況，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無疑是正確的。由於市場經濟體制的普遍建立、市場經濟機制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資源配置、調動人的積極因素、推動社會形成競爭向上局面等等方面，避免了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許多弊病，促進了社會經濟持續、快速地發展。30年來，中國的崛起和強大已經成為全世界不爭的事實。 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由於市場經濟本身俱有的雙重性，30年來尤其是近20年來，它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副作用、反作用，也是驚人的。 1、市場經濟體制是一種利益驅動機制。它通過自我的利益驅動，激勵起人們在經濟行為方面的各種積極性。這一方面，它激勵人們去競爭、去創新、去尋找機會努力拼搏，客觀上使社會經濟發展增強活力，充滿生機；而另一方面，也在社會實踐中造成了相當部分人的自私自利迸發症。有的人為了個人或本位的利益而不顧一切，不怕冒各種風險。他們為一已之私、為本地或本單位之私，而不講道德、不遵法紀、不講大局，只看眼前不看長遠、不顧別人利益，甚至惘顧他人安危。在這些人眼裏，只要能夠追求到個人的利益目的，什麼貪污受賄、貪贓枉法、坑蒙拐騙、殺人放火，統統可以幹。於是乎，對自然資源、自然環境的破壞日益嚴重，社會治安的情況令人擔憂，腐敗的現象屢見不鮮、屢禁不止。這些問題，其實資本主義國家也一樣有，只不過各自的程度和表現形式不同而已。過去有人把它當作是資本主義的特征和固有的弊病來加以咀咒，現在又有人拿它來罵社會主義、罵中國——他們罵起來可不管是不是符合邏輯。其實，最應該罵的是市場經濟這個白天是人、夜裏是鬼的“兩面派”。 2、市場機制的突出特點就是強調自由，爭取平等。這一方面能夠支持、促進個人和企業自主地做出經濟決策，在市場上平等競爭，自主經營、自我發展和自擔風險；能夠按照產供銷各個環節的需求、條件的可能，自主地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避免單一的、命令式的計劃的盲目性。另一方面，它的自由，是個人或者本位的自由；它的平等是獲取個體利益機會的平等也即是競爭機會的平等，而不是競爭結果的平等，更不是社會的公平。在我們的社會實踐中，有不少人正是打著市場經濟的招牌，為了自己的絕對自由、平等，而不顧妨礙別人的自由，不惜犧牲別人、別地、甚至於國家和社會的資源，去實現個人和本位利益的最大化；他們的自由，就是不受管制、不按計劃、不遵守政府的法規、法令；他們所爭取的機會均等，卻往往造成社會的不公平和人與人之間、地區和地區之間在擁有財富上的不平等，甚至使地區之間、產業之間、社會集團之間貧富差距拉大、甚至兩極分化。這種情況，在資本主義社會都明顯存在，都有頑強的突出表現。半個多世紀以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自身的社會穩定和發展，吸取历史教訓，不斷采取稅務調節、強制或者鼓勵實行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等法律、政策措施，以克服市場和市場經濟存在的這些弊病（有的講好聽一點叫“市場經濟失靈”）。而市場和市場經濟的這種弊病的存在和傳染，同實現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目標和理想，是格格不入的。真正有志於振興中華者，於此絕對不可以熟視無睹，而應該深刻地認識市場經濟的這些弊病，在克服這些市場經濟弊病方面做得比資本主義更好。 3、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機制、觀念在支持、幫助激活國家經濟的同時，其固有的局限性和強力的副作用，已經侵入到許多人的腦子中，影響許許多多人的思想道德觀念，扭曲人們的精神價值、文化價值取向。人們在享受經濟繁榮和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在忍受市場經濟弊病不斷傳染的痛苦；在贊揚改革開放的同時，也在垢罵諸如官場腐敗、教德教風和醫德醫風、以及其他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敗壞的種種現象。這種情況如果任其下去，必然要嚴重地損害、動搖社會主義中國的基本制度，危及國家和民族的團結、穩定和安全。 二、資本主義迷信市場經濟的慘痛教訓 從各方面的曆史資料可以看到，歐洲在十四、五世紀便開始了有意識的商品生產，並且在一兩百年間商品生產的規模越來越大，市場交易也變得越來越複雜，內容越來越豐富。“資本主義時代是從16世紀才開始的。”（馬克思《資本論》，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784頁）爾後，又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所描述的那樣，社會生產過程按資本——利潤、土地——地租、勞動——工資這個“三位一體的公式”運動著。首先是在英國、意大利、葡萄牙等國家，從市場交易所體現出來的剩餘價值積累創造了一批批資本家。資本家們為了生產更多的剩餘價值和賺更多錢，又創造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推動市場交易的擴張和發展。而且到了20世紀以後，這種擴張和發展的趨勢還在更加激烈地進行著。英、美、德、日等資本主義國家完全有預謀地和有計劃地通過市場手段，除了對本國人民的剝削，還采取市場手段與武力結合的方式，大量地對亞、非、拉各個落後國家和地區的資源進行凶狠、殘暴地掠奪。總之，“各國人民日益卷入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馬克思《資本論》節選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頁）於是，很多資本主義國家的政要、理論家、經濟學家都把市場和市場經濟當作資本主義的特別法寶來加以描述和誇耀。也因此，人們過去一說到市場經濟，就很容易聯系到資本主義；一說到資本主義，就很容易聯系到市場經濟。在資本主義社會，有很多人甚至產生了對市場經濟的瘋狂迷信。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鐵板一塊，而且往往具有雙重性。亞當斯密所描繪的那只“無形的手”揮舞的是一把雙刃劍。市場和市場經濟培植和支持資本主義，而它的另一面利刃——極度自由、唯利是圖等等，卻對他們的社會道德、法制乃到整個民族文化進行腐蝕和破壞。更嚴重的是，它在經濟領域本身擾亂了正常的秩序，使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地爆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其結果，幾乎要了資本主義的老命。就以美國為例子。 美國在早期實行的是“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提倡絕對地自由生產、自由經營、自由競爭，連銀行的牌照都可以自由拿到。上個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國的經濟已經不斷出現“產品過剩”、勞動力過剩、失業率惡性攀升、金融市場越來越混亂、貧富懸殊加劇、社會動蕩不安的情況。到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終於爆發了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美國股票市場全線崩潰。華爾街一天之內就有11個金融寡頭自殺。再到了1932年，全美國的失業率超過30%，工業生產下降46.3%，農產品市場急劇萎縮，以至“牛奶過剩”而繼續倒進大西洋。1932年12月4日的《紐約時報》在描述當時的情況時還寫道：“家庭和機關用穀物作燃料要比用煤磚更合算。”就在國家的財政困難嚴重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十多萬退伍軍人湧進首都要求“補償金”，不斷發生搶奪、暴亂，幾乎把華盛頓變成廢墟。加上舊金山的工人運動風起雲湧，席卷起美國其他地方的工人浪潮接連不斷。連資本主義世界的許多人也都以為美國的資本主義未日已經來臨。（參考《光榮與夢想——1932至1972年美國社會實錄》第一部第一篇“最慘的一年”，美國威謙.曼徹斯特著。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出版）羅斯福於1933年2月就任美國第32屆總統。新一屆政府吸取了過度自由的市場經濟的教訓，施行“救亡”的“新政”就是用強硬的指令性的手段對經濟運作進行計劃和調控，包括對銀行進行管制、整頓金融市場秩序、頒布“全國農業複興法”、“農業調整法”等等。這才使美國的社會得以穩定下來，經濟得以逐步恢複，也才能夠在以後有能力應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且發了一次橫財。 上個世紀中葉，面對著社會主義蘇聯的迅速強大、東歐和亞、非、拉出現了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的局面，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是加緊互相之間的經濟聯合和協作，加強自己國內經濟的調控，一方面進一步學習和吸取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的經驗，並不斷加以改進。二戰失敗後重建的德國則明確宣布他們搞的是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既反對經濟上的自由放任，又要把經濟稿活，將個人的自由創造和社會進步利益結合起來。（參考《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簡史》第三章、第五章，樊亢等編著。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這也就是資本主義國家不但“垂而不死”，而且在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現代化方面走到社會主義國家前面的很重要原因。 曾經在上個世紀70年代得過諾貝爾獎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SAMUEL SON)幾十年來對其所著的《經濟學》不斷地進行修改、補充，並且大篇幅地加進對市場經濟雙重性的論述，明確指出：“市場不靈(market failure)——不完全競爭、外部性和不完全信息等——經常破壞我們在討論效率市場時所假想的那種抒情詩般的意境”；“每一個經濟都屬於混和經濟，將私人市場與政府干預的因素結合起來。”（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29頁，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 看來，資本主義經過慘痛教訓之後，對市場經濟已經不再迷信了。 三、我們要建立的應該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型經濟體制 現代社會的高效率的經濟體制，都必須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兼容並且緊密結合的經濟體制。 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春天到深圳等地方視察的時候，就明確地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馬洪主編《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3頁，中國發展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手段總是為目的服務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為了高效地發展生產力、強國富民，必須不管是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都充分地利用，並且在實踐中更好地把兩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國家似乎早就有了覺悟。如上所述，薩繆爾森等西方經濟學家早就提出：“每一個經濟都屬於混和經濟，將私人市場與政府干預的因素結合起來。”在西方盛極一時的凱恩斯主義主張的就是國家要對市場進行干預、調控。現今的美、英、德、日等，他們還是大講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但是在國家對經濟的幹預、調控方面，在關鍵時刻、關鍵部位的力度，往往比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還要強硬得多。...
Year: 2008
南方朔 2008-06-10 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北京立即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展开紧急的开放式全面动员。加上媒体的报导，全球华人也在共同感情推促下，踊跃捐输，俨然成了一首全球华人的人道团结大合唱。震灾为中国及全球华人开创了重新凝聚的契机，更在这种凝聚力的氛围下，稍早前某些国家炮制炒作的杯葛京奥活动遂告难以为继。 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北京立即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展开紧急的开放式全面动员。加上媒体的报导，全球华人也在共同感情推促下，踊跃捐输，俨然成了一首全球华人的人道团结大合唱。震灾为中国及全球华人开创了重新凝聚的契机，更在这种凝聚力的氛围下，稍早前某些国家炮制炒作的杯葛京奥活动遂告难以为继。 因此，这次震灾已引发了许多具分水岭意义的新契机。比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各式各样问题的谈法都受制于西方，最典型者，莫过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问题。虽然西方自己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早已强到趋于极端，但中国人讲爱国主义却被严重地污名化，只要有任何出自于民族义愤的行动，都一定会被扣上“官方煽动”的帽子。在这种扭曲下，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已不能谈或不敢谈。但由这次震灾，却显示出海内外源于共同民族和血缘感情而出现的民族主义，其实是极其强烈的。只要中国本身有了正确的表现，它就立刻凝聚。也证明了西方媒体长期污名化中国爱国主义的图谋其实并不十分有效。而四川地震引发全球华人规模如此浩大的人道关怀运动，在近代全球各国更是绝无仅有。 其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的机会之窗打开，进入了一个宛若丛林的经济扩张阶段。由世界各国的先例，早已证明伴随着经济的扩张都必然出现价值的倒退和各种不择手段行为的大量出现。就以美国南北内战之后的经济扩张为例，即贪污、政商勾结、恃强凌弱等大行其道。中国改革开放后同样有贪污、勾结、欺骗、败德等各类行径。对于这些现象，无论西方媒体或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都将它简单的本质化，认为中国人无价值无道德，只不过是个大家拼命向钱看的地方。但这种简化的说法，终于在这次震灾里被证明并非如此。灾难是一种极端的情境，许多隐而未显的人性都会在这种情境下显露。这也是中国俗话所说的“患难见真情”、“患难见人性”。在这次震灾里，亲人爱、邻居爱、同胞爱、民族爱、军民爱、师生爱等均显现无遗。证明了中国绝非道德的荒漠，有太多优良品质的种子一直潜伏着，终于在灾难里被唤起而发光。 再次，战后迄今的西方论说里，都习惯性地丑化中国的官吏、特别是军人。官吏腐化、军人蛮横，这些都早已固定化，成了一种刻板印象。但由这次救灾的官吏表现，特别是军人动员，奋不顾身，证明了官吏和军人的那些刻板印象其实是不对的，官吏和军人在合乎现代性的动员上，具有发动机的角色。 也正因此，这次震灾对中国而言，乃是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震度如此大的地震发生在人烟稠密的四川，由于动员抢救及时，反应快速，伤亡固极严重，但已较第一时间所估计的少了许多。这是进步的力量。对于这次抗震救灾所显示出来的积极意义，我们有必要试着从一个比较理论的角度加以理解，俾作为砥砺未来的参考架构。谨在此从现代“社会控制论”（social control）以及“灾难政治学”两个角度，试着加以探讨。 （一） 政府权威和人性化的社会控制 任何国家与社会，都必须与时俱进地维系着稳定的秩序，俾让社会本身得以持续发展。这种秩序维护的工作，也就是近代“社会控制论”的起源。美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罗斯（Edward A. Ross）最早提出‘社会控制’的概念。他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是“型塑个人的感受和欲望，俾使其适合群体的需要”。他这个概念提出后，有相当长的时间，都把‘社会控制’主要限定在司法，特别是惩罚性的司法层次。到了一九六零和七零年代之后，由于对跨历史的社会控制研究增多，更深刻的面向才受到注意。而在研究社会控制的各种观点里，耶鲁大学的格罗斯（格罗士）（Jon T. Gross）指出，新兴革命意识形态政权，由于制度不良，会出现“国家机器的私有化”，意思是说各种新贵占据大小权力位置，甚至乡镇村落，各行其是，希望藉此形成秩序，最后一定是贪腐及滥权盛行，这是最糟糕的社会控制。而曾任白宫顾问的学者艾兹奥尼（伊兹厄尼）（Amitai Etzioni）则提出另一种警告，那就是到了媒体民主时代，已开始出现一种操弄媒体以形成民意的社会控制模式，当今美国即是例证。 居于这两者之间的，乃是哈佛教授布莱克（Donald Black）所指出的“效用”及“规范”为主的社会控制。他指出社会控制里都自然而然必须就对错是非、真假美丑做出评价与引导，因此好的社会控制不是搞奸巧的法律，也不能是藉着操纵民意而左右着社会，而必须以领导权威明示价值规范的取向，作为普遍的规范。 而从这次抗震救灾，我们即注意到了中国其实已在这次动员里，显露了一种新形态的社会控制模式。震灾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中央高层救灾指挥部即告组成，温家宝总理也立即飞抵灾区坐镇，行政及军队系统也展开动员。这是“以人为本”的落实，它诱发出了一种具有道德制高点的氛围，自然一切正面的力量如媒体、官员、军警、城乡居民等的积极性也就被召唤而出。在动员里型塑出了新价值。如果北京中央高层没有主动到第一线，而是让地方和军区调度救灾，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此，无论就效用或道德规范的角度，这次震灾和年初的雪灾相同，既显露出了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模式，也落实了以人为本的新价值，在这次震灾后经历了洗礼，中国的官员与军队以及社会气氛必将大为不同。而领袖走上第一线则无疑是个关键。 由国家领导人在震灾中发挥的功能和创造新价值的角色，这时我们已有必要更深入一点来考察国家领袖的创新示范功能这个问题了。 过去的政治，无论国际与国内都相对较为单纯， 加上资讯并不发达，领袖的角色偏重在“体制性领导”上。但到了现在，不但政治日趋复杂和高度联动，社会事务也同样日益繁重。在复杂度高并联动紧密的时代，各式各样的风险也告增加。领袖除了要对内守护人民利益外，对外也要争取国家最大利益，当国家利益受损时不但不能回避，而且更要力争。近代主要国家领导人穿梭内外，并不只是在作秀而已，乃是领导人“积极性领导”的角色在加重，因为许多事情不是大使、省长、司令能完成的，非得国家领导人出面。震灾的因应良好，不就是个例证吗？...
南方朔 2008-05-24 我们都对当今西方塑造恐惧和敌人的思维方式觉得不满和忧虑。用比较哲学式的说法，那就是通过建造“异己”（the others）来确认“自己”（selves）的这种认同政治，已愈来愈成为一种主要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又随着媒体的发达与垄断而更被加强，当今的媒体结构只是表面多元，实质上则是讯息生产愈来愈集中，因而成了塑造“政治正确”最便捷的通路。 （一） 前言 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兼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马可·克黑朋（Marc Crépon）在最近所出的重要著作《塑造敌人的文化》（L’imposture du choc des civilisations）里指出，在西方近代的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上，长期以来既存在着一种“没有指定敌人，就没有政治”的思维方式。这是一种阶段性策略被形而上学化而造成的“身份”与“标志”政治学，“敌人”可以不固定，但却不能没有。而到了现在，这种“塑造敌人的文化”，所针对的乃是伊斯兰社会和中国。克黑朋如此说道： ——“塑造恐惧的理论本身，最终目的无他，就是要指定新的敌人。我们一再使用“塑造敌人的文化”一词，应该从两层意义上来理解——理论的意义以及实践的意义。首先是在实践面上，透过所有手段，使人与中国和伊斯兰社会为敌，如此一来，就没人会怀疑美国作为西方文明霸主的必要性。将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指为敌人，其实也就是向其他西方国家宣告：‘看清楚吧！你们是多么需要我们的领导。我们肩负着西方文明的未来，是不作第二人想的西方捍卫者……’实际上，费尽心思捏造敌人，并非只是在讲述何种状况会出现一个精准的威胁而已，而是将威胁本质化。” 克黑朋是当今法国年轻辈学者的佼佼者，他两年前到台湾，曾指名和我有一场对谈。我们都对当今西方塑造恐惧和敌人的思维方式觉得不满和忧虑。用比较哲学式的说法，那就是通过建造“异己”（the others）来确认“自己”（selves）的这种认同政治，已愈来愈成为一种主要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又随着媒体的发达与垄断而更被加强，当今的媒体结构只是表面多元，实质上则是讯息生产愈来愈集中，因而成了塑造“政治正确”最便捷的通路。 谈到这点，我们就不得不要特别重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华顿学院金融教授赫曼（Edward S. Herman）和批判大师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著的《塑造同意：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里提到的一个核心观念。他们指出，当今的媒体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塑造所谓的“民意”、“政治正确”甚或风潮的一种动员网络，而整个操作的核心和起点，就是决定谁是受害人。西方在控制下会决定有些人是“有价值的受害人”（worthy victims），而另外的则是“没有价值的受害人”（unworthy victims）。所谓“有价值的受害人”，指的是这种人的受害是它们的道德资本，可以藉此而炒作渲染塑造出风潮和民意。而“没价值的受害人”则因受害者不符合其利益，根本就不予理会。举例而言，伊拉克两次战争已死亡百万以上平民，但这些人有如猪狗，是最典型的“没价值的受害人”。西方特定强权，就是透过“有价值的受害人”与“没价值受害人”决定了塑造敌人的方向。这种对“受害人”有没有价值的定义，最戏剧化的例子，乃是多年前中国曾发生一个人挡坦克之事，尽管该人并未受害，但因为他有价值，遂被塑造成了英雄；另外，几年前，有个美国女孩瑞秋看不惯以色列人压迫巴勒斯坦人，因而到巴勒斯坦从事人道义务工作。有一天眼见以色列军队用推土机要铲除巴勒斯坦人住房，她用手高举护照，企图挡车，但该推土机却硬是在众目睽睽下将她碾过，当场压平死亡。但瑞秋如此惨死又如何？媒体根本不予理会，她是个“没价值的受害人”。她成不了“烈士”，也不是“英雄”，而只是“无知少女”和“恐怖分子同路人”。由“有价值的受害人”和“没价值的受害人”这种区分的操作模式，我们对所谓的“你的恐怖分子是我的自由斗士”这种说法，才会有更具体、也更操作面的理解。当多了这种认知，也才会对西方媒体透过运作而在塑造“政治正确”时有所警惕。这也就是说，当今的世界权力形态早已从古代的炮艦权力中分离出来的一个“话语权”的权力领域；可以很轻易地藉着讯息、话语、符号等的操作塑造出敌人，从而褫夺它在国际社会从事活动的正当性。“话语权”的权力领域，有些时候的力量甚于枪炮。 （二）“修理中国”（China-bashing）和将中国“公敌化”的趋势 当我们理解了“塑造敌人”的文化后，再去回溯近十余年来的世局变化，就会发现，在一九九零年代，它主要针对的乃是让前苏联地区“失安定化”（Destabilizing）包括俄罗斯经济解体。美国《纽约时报》曾报导过，美国担任俄国前总统叶利钦经济顾问的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承认，他们的顾问目的乃是“要让未来的俄罗斯领导人无权可集”；此外则还有肢解南联，以及派遣雇佣兵介入科索沃和车臣叛军等。 而最值得注意的，乃是二零零六年一月十日《纽约时报》根据“资讯自由法案”得知，美国自一九九零年代起，在“国际开发总署”之下设置了一个“启动转型办公室”（Office...
吕宁思 2008-04-29 内贾德不仅是历史上首位访问伊拉克的伊朗总统（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没有总统，革命后则从未有总统到访过伊拉克），而且又是访问一个在死对头美国卵翼下的政权，在理论上说，甫踏上伊拉克国土，进入巴格达的绿区，伊朗总统就处在美国大兵的间接警戒和保护下。 今年2月29日，伊朗总统艾哈麦迪?内贾德在德黑兰的伊朗总统府接受了笔者的独家采访。 这次采访，恰好是在内贾德即将对邻国伊拉克进行访问前夕进行的。内贾德不仅是历史上首位访问伊拉克的伊朗总统（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没有总统，革命后则从未有总统到访过伊拉克），而且又是访问一个在死对头美国卵翼下的政权，在理论上说，甫踏上伊拉克国土，进入巴格达的绿区，伊朗总统就处在美国大兵的间接警戒和保护下。 于是，这次历史性访问自然会引起人们一些微妙连想。首先是美方对于伊朗总统访问伊拉克到底持何种态度。去年9月23日，内贾德在德黑兰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节目记者佩里（Scott Pelley）专访时，那位美国记者紧咬不放地追问伊朗是否提供武器给伊拉克反美武装，内贾德以他一贯的风格，不正面回答“有”或“没有”，只是说：“我们没有必要那样做，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和破坏伊拉克安全。”而今，在内贾德访问伊拉克终于成行之际，我们有理由相信，伊朗确实在阻止反美武装和武器由其境内进入伊拉克的问题上有所作为，这才换来美国默许其访问巴格达。换言之，伊朗总统成功访问伊拉克，本身就是美伊关系进展的一个信号。 所以我在专访中开门见山向内贾德提问：伊朗是否正在通过伊拉克政府与美国进行沟通？在阁下访问伊拉克之后，伊美关系是否会有戏剧性的变化？ 对于我的这些问题，内贾德的回答也相当巧妙：变化总是有的，有些变化可能正在到来中。 他所说的变化，可能不是我所问的变化。但是古往今来，发生伊朗这个西亚大国中的许多变化，又往往都是戏剧性的。 古代辉煌、近代衰落、西化改革和伊斯兰革命 伊朗人有一句很自豪的口头禅：我们比历史还古老（More ancient than history）。公元前几千年，波斯曾经作为和希腊并驾齐驱的人类文明发源地，这是伊朗人颇引为自豪的。在德黑兰的国家历史博物馆，波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被分置于两座建筑，特点十分鲜明。 自从公元651年，萨珊波斯帝国被阿拉伯人征服，并被强行传播伊斯兰教以后，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先后入侵。18世纪末，土库曼人凯加部落统一了伊朗，建立凯加王朝。从19世纪初起，面对欧洲英俄列强的入侵压迫，波斯这个长期雄踞西亚的文明强国开始没落，也激发了一波又一波变法图强运动。在20世纪初期，曾经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1905-1911），迫使凯加王朝实行君主立宪制。 1925年，哥萨克军官礼萨汗推翻凯加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在政治上高度集权的同时，礼萨王推行解放妇女和兴办现代教育等诸多社会改革，引进西方经济模式，使伊朗经济飞速发展，日益西化和现代化，也使西方各种思潮涌入。 1941年，盟军为了开辟一条从苏联高加索地区经伊朗通往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运输通道，出兵占领伊朗，迫使奉行亲德政策的礼萨王退位，扶持礼萨王的儿子巴列维登上王位。第二代巴列维国王更加西化，在政治文化上都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二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潮都在伊朗大行其道，英美不甘心让伊朗被苏联左右，中情局在1953年策动了保王派军官的“八月政变”，逮捕了领导石油国有化运动逼迫巴列维国王交权的首相摩萨台。政变后，巴列维在英美支持下重新开始君主集权统治，对左派政党严厉镇压，国会选举的内阁成为虚设。但他继续推行全面西化政策，培养出的受到西方民主思想浸淫的新一代人又成为君主制度的反对者。同时，全面西化政策损害了伊朗宗教阶层的利益，宗教阶层站在国王的对立面并取得了反对君主体制的领导权，最后在1979年革命成功，赶走国王，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推动伊朗全面西化谋求变法图强中，巴列维国王父子颇似俄罗斯国父彼得大帝。特别是第二代巴列维国王，依靠美国的支持，凭借迅速增长的石油收入，不但很快完成了战后经济复兴，还实现了国家高速发展。1970年代初，伊朗人均GDP已经名列全球第九位，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巴列维国王发起的自上而下的经济革命目标，是使伊朗成为（继美国、苏联、日本和西德之后）“世界第五强国”。 但是，彼得大帝与巴列维国王所处的基础环境有根本不同，就是国民宗教。波斯被阿拉伯人征服并改信伊斯兰教之后的300多年，基辅罗斯大公符拉基米尔在公元988年与东罗马拜占庭皇帝的妹妹安娜公主结婚，宣布拜占庭基督教（即东正教）为俄罗斯人的国教。这一区别决定了巴列维王朝的结局注定不同于彼得大帝。 第二代巴列维国王在全面西化的同时，有意追溯伊斯兰化之前的波斯帝国辉煌历史，为此他取消了伊斯兰历法，代之以波斯帝国历法，还举行过极尽豪奢的庆祝波斯帝国2500周年大典，希望弘扬伊朗古老文化传统，削减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影响。然而，由于他低估了已经统治伊朗人民精神生活一千多年的伊斯兰教力量，结果最终被伊斯兰革命扫出国门，流亡西方，郁郁而终。 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成功后，这个曾经是伊斯兰世界最西化的国家，一夜之间回到意识形态最保守的国家。同美国反目成仇，同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的八年战争（1980-1988），长期国际经济制裁，都阻隔了伊朗和外部世界的联系。革命将近30年之后，伊朗的面貌，和波斯湾对面的海湾六国，形成鲜明对比。 美伊关系恩仇录...
杨文昌 2008-04-29 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美国与伊朗角力不断升温，全世界对布什政府军事打击伊朗的猜测不断增多。然而，11月7日，法国《世界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华盛顿考虑改变全球战略》的署名文章。该文指出，随着美国在伊拉克泥潭越陷越深，国内政治生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主张以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共和党强硬派渐渐失势，而主张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民主党日渐得势… 一个耐人寻味的大问题 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美国与伊朗角力不断升温，全世界对布什政府军事打击伊朗的猜测不断增多。然而，11月7日，法国《世界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华盛顿考虑改变全球战略》的署名文章。该文指出，随着美国在伊拉克泥潭越陷越深，国内政治生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主张以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共和党强硬派渐渐失势，而主张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民主党日渐得势；该文又称，美国能否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核问题，关键取决于俄罗斯的态度，而俄罗斯会否在伊核问题上与美国通力合作，又取决于美国在其它问题上能作多大让步。 《世界报》的文章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大问题：美俄之间会就伊核问题做一笔“大交易”吗？ 近代史上大国在伊朗的角逐 回顾过去一百多年历史，在伊朗拥有核心利益的大国主要是英国、俄罗斯和美国。这些国家在伊朗的重大利益是：全球战略、国家安全和石油利益。 英国：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出于打通通往南亚和东南亚战略通道考虑，发动入侵伊朗（当时称波斯，1935年后改为伊朗）的战争，并把伊朗变为英国的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以伊朗政权在战争中支持德国为由，联合俄罗斯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伊朗，使伊朗沦为英、俄两国瓜分的半殖民地。1933年，英国又迫使伊朗政权与其签订“英伊石油协定”，控制了伊朗石油开采权。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随着英国的衰落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英国渐渐淡出中东地区，今天的英国在中东地区已无地缘战略考虑。 俄罗斯：对俄罗斯来说，伊朗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意义。自古以来，伊朗就是对俄罗斯南部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的主要邻国。十九世纪，沙俄帝国吞并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之后，进而把伊朗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1921年，苏联与伊朗签订了《苏伊友好条约》，其中最终目的就是确保伊朗在大国角逐中保持中立，不损害苏联的安全利益。这个条约的相关条款于1979年被伊朗穆斯林政权单方面废止。为此，苏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伊战争期间向伊拉克输送武器，并出兵占领了阿富汗，苏伊关系陷入低潮。九十年代，俄罗斯在美国集中精力惩治伊拉克的机会，抓紧修复与伊朗的关系，并与伊朗签订了“俄伊关系及相互合作原则条约”和“军事合作协定”。2001年，俄承诺帮助伊朗建设核电站一号反应堆。最近，在美国武力打击伊朗日益声紧的情况下，俄罗斯外长访问了伊朗，以显示俄对伊政策的不同。另一方面，俄罗斯并不希望在本国的南翼出现一个拥有核武器的穆斯林大国。因此，俄罗斯在防止伊朗提炼浓缩铀问题上与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保持一致。 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全面取代英国，大规模介入中东海湾事务，并同前苏联展开激烈角逐。1947年，美国与伊朗签订军事协定，由美国军人担任军事顾问；1950年，美国又与伊朗签订“美伊共同防御援助协定”。伊朗巴列维王朝渐渐成为美国阻止苏联南下印度洋的坚强堡垒。1979年，伊朗发生了美国始料不及的伊斯兰革命，德黑兰大学生占领了美国大使馆，扣留了60名使馆外交人员作人质。美伊关系急剧恶化，两国于1980年断绝了外交关系。自此，美国在伊朗的影响急剧下降，美一直欲除掉德黑兰穆斯林政权而后快。只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先是忙于解决巴以冲突，后来又忙于在伊拉克的“反恐”战争，而未及解决伊朗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摧毁了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之后，并未在中东树立起像样的新穆斯林国家样板，相反，却出现了两个美国不愿看到的后果：一是布什总统帮助德黑兰除掉了萨达姆这个死对头，伊朗这个地区大国在中东穆斯林世界的地位大大上升；二是什叶派势力的发展令中东大多数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如临大敌，这就加剧了本来就不稳定的地区动荡。如果是一年前，在这种情况下也许美国会毫不犹豫地武力攻击伊朗。但如今美军深陷伊拉克泥潭，再进攻伊朗已力不从心。特别是美国已渐近总统大选之年，民主党靠咬定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存在严重决策失误而赢得民心，并夺回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当前明显占有优势。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不排除布什政府改变在伊核问题上的战略，寻求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起码可以作为缓兵之计。从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外交解决伊核问题的关键是俄罗斯。 普京会轻易与布什合作吗？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在这个地区美俄各自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既定战略目标是：实施大中东计划，形成冷战后美国独家掌控该地区的局面。当前的问题是，地区形势没有按美国的如意算盘发展，伊拉克战争后，由于地区原有力量对比被打破，新的平衡一时难以形成，美国独家支撑局面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但从长远来看，美国又不会轻易放弃主导中东事务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出于无奈寻求俄罗斯的合作，共同压伊朗就范，俄罗斯会轻易伸出合作之手吗？ 今天的俄罗斯虽然不是前苏联，还没有与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展开角逐的实力，但今天的俄罗斯也不是十年前的俄罗斯，这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大国，在普京领导下，正在走上复兴之路。在俄罗斯走向复兴的道路上，遇到的最大外部麻烦是包括伊朗在内的周边安全问题。俄罗斯在伊核问题上的安全关切不是孤立的，它一直对“科索沃独立”、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美国在俄周边国家搞“颜色革命”耿耿于怀。如果美国在俄罗斯的这些主要关切上不肯做出实质性让步，普京绝对不会轻易与在中东深陷泥潭的布什合作。而要让布什政府在这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也不是容易的事。 话又说回来，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也不能排除美俄就伊核问题进行试探性接触的可能，如果是这样，美俄之间将会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大博弈。“交易”之幕能否拉开，双方能做多少“交易”，是国际社会值得注意的看点。 （杨文昌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外交部前副部长）
吴松营 2008-02-18 从中共十七大以来，中央高层近期的讲话和国内主要刊物文章，都在大讲解放思想，显然是要再次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推动中国的改革向纵深发展。这是一个值得人们认真关注的重要问题。 从中共十七大以来，中央高层近期的讲话和国内主要刊物文章，都在大讲解放思想，显然是要再次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推动中国的改革向纵深发展。这是一个值得人们认真关注的重要问题。 解放思想，说起来很平常、简单，换换脑筋、改变一下对事情的看法和想法，不就行了。但是，要真正做到却不是容易的事。在当前的中国，要在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领域再次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必须克服更大的重重阻力。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这是唐朝王勃《縢王阁序》中的一句话。再往前一千多年，老子早就说过“有无相生，易难相成”的话。宇宙无穷之大，变化亦无穷，使得地球上的事物生生不息，不断地弃旧迎新。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也就必须不断变化、不断深化，才能跟上新时代，才会不断有所进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变革、不断前进发展的历史。当然，每一次思想解放，每一次变革和进步，都会有许多曲折，要冲破各种阻力、甚至要付出许多牺牲。远的不说，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经历许多曲折，要冲破许多阻力，然后才会有第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才能够在制度和体制改革上打破一些旧的框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单一的计划经济转而实行市场经济，不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推动了政治文明和文化的进步、繁荣。 到了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有较大提高，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而另一方面，国内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贫富悬殊，经济结构有许多不合理情况，党政官员的腐败问题十分突出，社会存在着很多不公现象，在世界上还不能称为发达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中往往心口难一，不能真正做到独立自主。总的来说，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再次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的问题，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正是许多旧思想、旧框框阻碍了中国在制度和体制的深入改革，阻碍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妨碍政治的文明和进步、文化的繁荣、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但是，这一次的解放思想，所要遇到的将会是更大的困难和阻力，必须要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精神，敢于去冲破重重阻力。 一是要彻底打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的旧框框 一百多年来，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每一个时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定义，都是不完全相同的，甚至是有很大的差别。而每一次认识的更新和飞跃，都使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对世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邓小平到了88岁高龄的时候还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连他也说不准，所以，才要“摸着石头过河”，才有了判断是非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改善和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和其他重要场合的讲话中，也强调“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可是，在中国，有许多人仍然是用老套套、旧框框，或者是站在团体甚至个人的利益立场上来解说社会主义，或者用社会主义的名义到处贴标签。其实，被贴上标签的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而没有被贴上标签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市场形态和市场规律等，也同样是可以、能够为社会主义的斩新事业服务的。还有，无论是国有企业改革、党政机关的改革和人事改革，还是教育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只要与他们想象的“社会主义”不相等，看得不顺眼，实际上还觉得有损自己的利益，就打着社会主义的晃子，指责这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那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而大力反对，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加以阻止、打击。解放思想，首先遇到的将是这方面的强大而顽固的阻力。 社会主义是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实践在不断检验各种各样的定义、“真理”。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理性认识在中国、在世界，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实际上，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解释和认识，今天和昨天、前天，已经不完全相同。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真正解放思想，打破理论和思想认识上的“社会主义”的旧框框，勇敢地探索前人从未走过的路子，才能使各项改革向纵深发展，不断地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才有可能在将来的中国创造一个人类最美好的社会。 二是必须破除对市场经济的新迷信 在上个世纪初期，西方人曾经十分迷信市场经济。可是，现在的中国，似乎又有不少人在迷信市场经济。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上个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出现周期性的严重经济危机，牛奶倒进大西洋，股市一落千丈，华尔街曾经一天有十多个资本家跳楼自杀，资本主义制度几乎淹淹一息，让社会主义者高兴地看到资本主义的末日，也让资本主义国家从对市场经济的迷信中醒悟过来。1932年开始，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主政之下，首先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经济整顿、宏观调控、计划措施，收拾由于市场过度自由所造成的失业率飙升、民众生活困苦、市场欺诈成风等等的许多混乱局面，这才使国家经济逐步回稳和发展。二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有如雨后春笋。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危机中，又不得不重新学习和吸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福利的经验和教训，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采取了各种计划和调控措施，包括实行新的货币政策、产业调整政策、关贸政策等等，避免了出现更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并且通过科技的进步，促使社会经济有了新的更大更快发展。这也使社会主义国家从产生“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的疑惑，到不得不开放自己的大门，同时对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进行改革。 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少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许多弊端，极力主张不能再搞单一的市场经济了。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西方着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a Samuelson）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实际，几十年来不断地修改他的教科书《经济学》，在第16版和17版之后，就加进了世界的许多经济案例和新的经验，并且反复地更加明确地指出市场有许多缺陷，市场经济不是万灵的，提醒人们不能迷信市场经济。 新中国建立之后，没有成功经验可循，学习苏联，搞单一的计划经济，既取得成绩，又吃了不少苦头。邓小平冲破传统社会主义的思想桎梏，大力倡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摒弃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旧思想观念，推动中国在坚持有计划和宏观调控的同时，实行市场经济，取得光辉业绩。但是，时至今日的中国，却又有许多人反过来一味迷信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看作灵丹妙药，一切只讲市场、依赖市场，唯利是图。其结果是中央的宏观调控往往被他们大打折扣，还有不少官员腐败堕落，某些方面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已经沦丧。繁荣稳定的社会中潜伏着着各种危机。更加重要的是，对市场经济的迷信，极大地妨碍市场和计划、自由竞争和宏观计划调控在中国的有机结合，妨碍中国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和不断创新。 中国不可能再搞单一的计划经济，也不能迷信市场经济、搞单一的市场经济。在今天各种信息既发达又流通十分快速的时代，要想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就应该抛弃一切旧框框，既要对计划经济的再认识，又必须对市场经济的再认识，再次认真解放思想。不管是计划还是市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新加坡还是首尔，还是香港、澳门、台湾，都要虚心地学习和吸取人家的经验教训，不拘泥、不拘格，只要有利者，一切皆为我所用。唯独如此，才能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模式，推动政治体制和模式的创新、优秀文化的繁荣，建设创新型的国家。 三是要冲破自由民主制度的思想迷雾 自由民主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是不矛盾的。卢梭所说的“人是生而自由的，很多人自以为是别人的主人，其实比起别人来，他是更大的奴隶”，与马列主义经典中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两者是多么地相似。无论过去是信奉哪一种思想哲学经典，都认为人应该生来就有自由、自主的权利。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团体、个人，要想自己不受缩缚和完全解放，就必须使所有的人都得到解放和自由。当今世界，无论是哪一种自认为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人们所共同追求的都应该是人类社会高度民主自由的文明制度。 中国曾历经几千年封建社会，然后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难有民主自由可言。新中国建立，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民主、自由似乎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物和“专利”。中国第二代、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力地强调各项事业要以人为本，提倡自由、倡导民主。可是，由于历史和习惯的原因，自由民主制度对于许许多多中国人来说，至今还是一层蒙胧的迷雾。人们对自由民主制度仍然是比较陌生，不甚了解，甚至存在着严重的排斥倾向。 有不少的人把讲自由和“自由化”等同起来，把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划不清界线、分不清是非。这种思想观念于实践的结果是，无论是党政机关行政，还是企业管理，都是专制、集中的多，民主很少、自由不够。有的党政干部也跟着上头大喊“要以人为本”，自己却照样当官做老爷。更主要的是，老百姓普遍缺乏自由民主观念、意识，不懂得如何为自己争自由、如何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人们往往只是“认命”，要么逆来顺受，要么以非法、非理性的暴力方式、对自己认为不合理的东西进行反抗。 在这种情形之下，政治体制改革乃至上层建筑的改革，必然地步履艰难，阻力重重。缺乏上层建筑改革成果支持、配合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也就难于继续顺利地向纵深发展。...
吕元礼 2008-02-05 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去年12月25日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并要求广州、深圳要向国际先进城市看齐，敢于跟新加坡“叫板”。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也在今年1月5日发表署名文章《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提出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课题。 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去年12月25日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并要求广州、深圳要向国际先进城市看齐，敢于跟新加坡“叫板”。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也在今年1月5日发表署名文章《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提出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课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而“叫板新加坡”，借鉴新加坡经验，更是思想解放这门课程中一个实际案例。其实，新加坡社会并不流行“解放思想”的说法。但是，新加坡成功的重要原因，又在于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一直以来的“思想解放”。 一．测试理论和计划的方法：是否行得通 解放思想意味着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前提，也是解放思想的内核。当有记者问及新加坡各种政策背后的哲学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你可以说这是务实或实际，但是它行得通。对于任何理论或建议，我只问同一件事，就是行不行得通？”又说：“我测试一个理论或计划的方法是：它是否行得通。这是我执政这些年来一以贯之的原则。” 李光耀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建党之初曾确立“民主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但是，李光耀却能够因时制宜地将现实目标与远大理想加以区分。李光耀说：“我是一个绝不反悔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在我自己的国家内，我必须承认，因为要把公共义务的崇高价值和服务的意义灌输给社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只有对工人高度的成就给予高度刺激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他认为：“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人不应该剥削人这个基本原则的信仰。我们认为拥有财产就应该剥削别人是不道德的。但是，为了取得经济的增长，我们已经不得不把我们的政策建立于这样原则上：‘各尽其经济所能，各取其经济所值’。最后的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有当我们扫除了愚昧、文盲、贫穷和经济落后，才是恰当的。” 解放思想必须戒除自满。不自满，也就是要虚心。什么叫虚心？李光耀对此曾有精辟的解释。他说，所谓虚心，实际上就是“虚”其心，即不要让某种思想、宗教或社会文化偏见排除对问题的任何解释，或解决办法。当以前曾被接受为真理的东西，和真实情况或现实互相抵触时，你必须准备重新检讨过去所作的假定。李光耀说：“人民行动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行动党完全没有死守教条理论或教条政策。”他们“是现实的”，他们随时“准备改变政策，以适应新的现实”。 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宗旨是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但是，当这种民主社会主义与现实生活中的常情常理不相符合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加以修正。李光耀在英国求学期间，英国首相艾德礼正在英国推行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制度。这种制度影响了许多像李光耀这样的学生，使他们认为那是多么有人情味，多么理性、合理。根据这种制度，每个人都应当得到免费的医药照顾、免费的眼镜（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近视）、免费的牙科照料，以及从生到死的福利金。但是，当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并且在1959年执掌政府时，他发现新加坡人并不是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医生开给病人服用一星期的政府给予免费的抗生素——这在当时并不便宜。可是，只吃了两天，病人觉得还没有复原，就毫不痛心地把剩余的抗生素丢掉了。但是，当病人自己花钱到私人医院开药，就不会浪费扔掉。面对这种情况，李光耀觉得，新加坡没有什么高尚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让病人付钱，先是五角，然后一块钱。 二、大胆吸纳人类文明共同成果 避免争论以解放思想，是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之一。邓小平曾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抓紧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就是因为不争论，人们才能求同存异，“抓紧时间干”，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实际上，不争论既是邓小平的“一个发明”，也是新加坡和李光耀的一种智慧。 当许多国家拘泥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从而窒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时候，李光耀则尽力避免意识形态的争论，以期在实践中放手有为。早在1965年，李光耀就指出亚洲社会主义的前途要看亚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是否抱持现实主义态度，并强调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方法上应该实际或注重实际一些。他说：“如果你们采取一种更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说：‘好吧，让我们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让下一代去决定’，我认为你们将会有更好的发展。”这里，李光耀关注的是“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至于有关措施“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可以存而不论，“让下一代去决定”。由于避免无谓争论，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人民行动党才能够大胆吸纳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李光耀说，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 作为一个小国家，新加坡随时适应世界的变化，找到自己的定位，确定自己的角色。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指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文化，通过各种形式、各种范围、各种程度、各种途径的交往、碰撞，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通、相互依存，从而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达到统一，融为一体。 三、不强调比优而强调比劣 跨国企业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典型表现。20世纪60、70年代通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普遍把跨国企业看成廉价土地、劳力和原料的剥削者，会吸干发展中国家的血液、精髓，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上述理论其实表现了一种比优而非比劣的思维方式。比优着眼的是好中求最好，最好当然是发达国家不计报酬地无偿帮助发展中国家；比劣着力的是坏中求不坏，最坏则是发达国家既不无偿帮助发展中国家，也不像跨国企业那样前来投资，从而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封闭停滞。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普遍相信跨国企业是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但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思维方式不是强调比优，而是注重比劣。它没有死搬上述理论，而是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反而欢迎美国和跨国公司的资金、科技、知识专长和市场，让它们成为促使新加坡经济取得增长的一个作用强大的因素。李光耀后来总结说，新加坡这座占地两百二十四平方哩和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小岛，虽继承了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首府，却跟帝国的腹地硬生生切断。新加坡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谋生，如何求生。这不是经济发展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两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必须正视1965年所处环境的现实。当时，唯一的目标即是生存。至于如何达成目标，透过社会主义或自由贸易，都在其次。新加坡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没有其他人要剥削劳力，所以，有何不可？他们要剥削就随他们去吧，非常欢迎！人们后来发现，是否剥削姑且不论，新加坡人民却学会一种本来不可能学到的新工作技能。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一边学习，一边还可以领薪水。事实上，新加坡的经验逐渐推翻了把外资视为剥削的发展经济学派理论。又如，新加坡政府领导人一直痛恨赌博，却在近年出台了兴建包含赌场的综合度假村计划。个中原因，李光耀说得很清楚：建赌场会带来麻烦问题，但不建赌场则麻烦更多。 同样，与全球化时代同步的信息化时代，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也主动与之对接，掌握了主动。所谓信息化，是指以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为核心，以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通讯、信息处理）等高新科技为依托的一种新技术扩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从以物质与能量为重心向以信息与知识为重心转变。由于信息唾手可得，资讯可以共享，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李光耀认为，未来的挑战将是利用最有用效的通讯科技，来让自己同人们继续保持联系及设法做到符合人们的要求。随着人们变得更各有所好，行动党在争取人们的注意力时也必须作出相应改变。 四、改变身段吸引选民参与沟通 为了改进党组织与外界的沟通，行动党12位独立后出生的新进国会议员成立P65小组（即Post 65的缩写，意即后65，指1965年国家独立之后出生的一代），并建立以“P65”为名的网上博客，于2006年10月开始在博客上写日记，记录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如踢足球、孩子幼稚园毕业、欣赏的音乐，也抒发他们对国家事务的看法。年轻议员在网上发表日记，网民的意见也接踵而来。其中包括许多批评的意见，从油价上涨到保留旧建筑物，应有尽有。尽管一些网民的留言尖酸刻薄，却丝毫不减这些议员的兴致。对于网民的留言，他们都非常有耐心地一一回复。行动党认为，网民有反应是好事，表示群众积极主动与议员沟通。 网站只是P65小组的议员们拉近与年轻一代选民距离的五年计划之一。其他计划还包括简化青年组织结构、设立一站式中心来方便年轻人组织活动和提出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要联系年轻人，必须先了解他们的情况，不能直接告诉他们解决的方法。为此，这群年轻议员成立了十多个兴趣小组，如艺术、人道主义、体育、华文教育等。每名议员负责他们熟悉的兴趣小组。目前，P65已成为一个品牌。他们被民众邀请参与各种活动，如街头足球赛、另类音乐演出等。这使他们能够接触形形色色的老中青选民，并吸引了媒体和许多青年组织的注意。一位P65小组的成员说：“身为行动党议员，人们对你的印象马上打折扣。但身为P65小组的一员，我们自然成了人民交谈合作的一个接触点。” 为迎接民主化的挑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还逐步将竞争性选举引入党内，并使权力更替程序化、透明化。竞争性选举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为了适应民主化潮流，行动党对于一些领导人的任用或领导职务的安排也从过去主要实行上级委任转变为渐进推行竞争选举。 五、执政党引入党内选举竞争机制...
南方朔 2008-01-29 近年来全球思想学术界已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那就是该谈道德与领导的政治学与社会学对此黯然无声，似乎谈道德就是“保守”，就是“过时”；谈领导就是“专制”，就是“威权”；于是最重要的这两个问题遂被企管学界全面接收，甚至衍生出了一门新的“领导学”。这方面的著作虽非车载斗量，但从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以降，的确络绎不绝，前后相望，“领导力”的观念也开始渐渐成了主流。 近年来全球思想学术界已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那就是该谈道德与领导的政治学与社会学对此黯然无声，似乎谈道德就是“保守”，就是“过时”；谈领导就是“专制”，就是“威权”；于是最重要的这两个问题遂被企管学界全面接收，甚至衍生出了一门新的“领导学”。这方面的著作虽非车载斗量，但从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以降，的确络绎不绝，前后相望，“领导力”的观念也开始渐渐成了主流。 政治学和社会学不再谈道德，这当然和近代学风有关。美国“南大西洋学报”曾有一期“伦理政治学专号”，当期主编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蓝搏罗波洛士（Vassilis Lambropouios）即指出：“近年来，大家都日益察觉，认同政治已将人文及社会科学的解释研究带向死胡同。过去学界一度希望藉着文化研究对文本、事件、生活和事实的分析，藉以活化语言、文学、历史、社会学或人类学的企图，只达到了部分目标而已。最后反而是文化研究以排他的方式只聚焦在认同及其再现上，反而造成了新世代学者都在比赛着谈受苦和抵抗，整个学界因而充斥着厌烦感和倦怠感。”他对近代学风的许多批评反省，由于太过专业枯涩，不能详述。但总体而言，他认为近代学风太多主义、太集中搞边缘的小而新的话题，对重要的基本问题反而荒疏不理，乃是关键。 另外，近年来率先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主张的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教授雅可比（Russell Jacoby），在他近著《从乌托邦到近视症》里也指出，近代政治及社会科学日益鋀钉化（细微化），只在小而琐碎的地方卖弄聪明，对大问题则不屑一顾，因而他遂说这已造成了一种“零售清醒、批发疯狂”的结果。 另外，人文社会科学不谈领导，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柯文（Tyler Cowen）在他近著《出名的代价》里倒似乎讲到了要点。他指出，近代媒体发达，政治的担当、责任、道德都已不重要。“形象”、“包装”、“行销”反而成了主流。因此，“领袖们藉着娱乐选民，让他们觉得高兴而追求到选票，这固然可以增进亲和性并赢得选举，但却降低了一个领袖应该发挥的道德权威”，“日益看重短期的民意，使得领袖沦为道德的跟随者，而非价值领路人。今天的政治观众远远多过以前任何时代，对这些观众的揣摩也甚于从前。近代民调已使得政客们都被短视这条皮带所栓住”，“一个社会经由商业媒体而出名，不易产生伟大的领袖。就以美国总统这个职位为例，它所产生的乃是拍群众马屁以免被骂的人物”。“政客愈来愈不敢做出较大的冒险选择，因为畏惧反面的民意，遂使得他们只是跟着民意跑，而不敢表达自己的愿景和视野。” 除了上述原因外，我们相信政治不谈领导，大概也和过去历史上的“坏领导”有关。于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干脆少谈“领导”为妙。而可能更重要的，乃是在政治上，道德与领导的平庸化，它所造成的损失要很久才会显露；而跟随民意及媒体而起舞，短期内反正不会有损失。这也是政治日益脱离道德与领导，而变得逐渐“演艺化”（performance）的原因。 但对企业界，特别是那种规模庞巨、员工众多、竞争者环伺的跨国大企业，现在这个时代的竞争加剧，任何商品、创意、市场的占有周期都已大幅缩短。如果公司里一旦高干员工闹出个什么重大负面新闻；或因为公司内部出了影响部门士气的非道德、非纪律事件；或因为一时在领导上松懈了下来而被别人赶过及出了差错，其损失之大将难以估计。甚至还会让一个全球排名极高的公司就此永远挤出了排行榜。近代大公司内部因为非道德、非纪律、领导不良而出的差错多不胜数，怪不得道德与领导这种人文社会科学视为陈腔滥调的项目要被企业学界拿去用了。这也就是说，道德与领导的平庸化，在政治上其结果显露的期间较长，不那么容易被察觉。平庸而懂得作秀，可以蒙混好久。但道德与领导的平庸化在企业界却不然，它负面结果反应快、损失大，很快就会兑现。这种情况在竞争性强，比较尖端、利润率也较高的领域特别明显。当一个公司大到接近国家的规模，它的CEO就愈懂得这个道理。 而最近韩国的李明博为什么在大选时会胜出？为何他所提的“CEO治国”会震动全球，俨然已成了廿一世纪最新兴的口头禅？原因即在于愈来愈多的人已体会到，道德和领导的平庸化，在这个竞争已由公司扩延到国家的时代，它在过去或许还能勉强蒙混，但到了现在已完全不符现实的需要。政治必须恢复它道德与领导的高标准，让整个国家像大公司一样向前冲。作秀是没有用的，实绩才最重要；政治上的道德平庸、官僚习性、领导颟顸都必须成为过去。 在“CEO治国”已全球风行的此刻，我们必须辩正的，乃是“CEO治国”绝非意味着找一些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当官。因为真正的CEO治国，指的是更高水准的以说服取代命令，以激发人们的潜能为大家服务，扬弃一切旧政治的官僚威权和习性。如果不懂这些道理，只是换了一种有老板身份的人当官，官僚习性加上老板趾高气扬的嘴脸，那还不如不要CEO治国还好。领导学里早就指出过，坏的企业人做事，会以业绩来压人，成为另一种“业绩暴政”。真正的CEO治国，则是道德与领导方式的向上提升，两者可别搞混了！ （南方朔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台湾著名评论家）
天大研究院 课题组 2008-01-14 显示中国共产党将在三十年前第一次思想解放和1992年第二次思想解放之后，在国家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基础上，再一次解放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冲破任何束缚生产力发展、影响国家社会向前迈进的思想禁锢，进一步强化中国的社会建设和道德建设，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这是中国“新的发展实践中，继续解放思想的指向之所在”。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内地从中央到地方，神州大地从南到北，不少官员都在谈思想解放。但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不久前的一次有关讲话，以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的一篇署名文章。汪洋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要“叫板新加坡”的说法，和施芝鸿《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这篇理论文章，从新的高度和新的视野，对党的十七大之后中央的政策路向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最新动态，从实际操作的层面和思想理论上，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诠释和精彩的点评，传递了精神，点出了方向。显示中国共产党将在三十年前第一次思想解放和1992年第二次思想解放之后，在国家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基础上，再一次解放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冲破任何束缚生产力发展、影响国家社会向前迈进的思想禁锢，进一步强化中国的社会建设和道德建设，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这是中国“新的发展实践中，继续解放思想的指向之所在”。 胡锦涛总书记三句话表达改革目标 汪洋是在去年12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十屆二次全會上发表到任广东省委书记后的这次公开讲话。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汪洋思想开明，作风踏实，对中央精神的理解显然具更高层次，而且他也很了解地方发展的实际情况，因此这样的讲话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备而来。而作为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的施芝鸿，亲身参与中央政策的调研、制订和起草，他这篇于今年1月5日同时刊发在中共中央党校《党政干部论坛》月刊和上海《解放日报》的文章，更绝非仅代表个人意见的泛泛之作，而是从理论上传递了中央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意图。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汪洋的有关讲话和施芝鸿的文章，在发表的时间点上，分别在胡锦涛总书记今年1月1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署名文章，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进行阶段性总结的前后，要在纪念奠定改革开放思想和理论基础的第一轮思想解放运动三十年之际，巧借东风，掀起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除了继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更要向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制度和秩序层面的纵深发展。总书记胡锦涛在文章中宣布，通过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的洗礼”，“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潮流”。他还特别在文章中引用邓小平的原话：“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中华民族已经大踏步赶上世界发展潮流；也清晰表达了中国现阶段的三大目标。胡锦涛总书记把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三大目标归纳为三句话：“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第一次思想解放奠定中国改革开放基础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思想解放的说法并不新奇，但观察中国政情的专家都知道，中央在推行某项重大的决策之前，基本上都是遵循“兵马未动，舆论先行”的规律。将近三十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1978年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并在之后开启了真理标准讨论，终于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实现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重大转折，实现了思想观念的突破和理论的突破，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也在邓小平的布局下，先行营造了舆论氛围。1991年初，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对陪同者表示：“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他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之后不久，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有关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四篇系列文章，“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宣传了邓小平的最新思想，形成了一个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并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将整个思想解放运动推到一个高潮，挣脱了当时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为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和中国经济的起飞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次思想解放推动中国经济起飞 巧合的是，当年的“皇甫平”三作者之一，就是目前发表《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的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施芝鸿。在这篇将近一万两千字的长篇理论文章中，‘解放思想’这个关键词一共出现了46次，充分说明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和这篇文章的核心目的。文章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因此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而由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起点”，因此，“解放思想也必须进入一个新的更高境界”。 显然，由于作者在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地位，并且是署名文章，因此，这篇文章可以认为是在为中国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进行理论铺垫，是党和国家推出新的战略决策前的先行部署，“吹响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进程中，继续解放思想的时代号角”，开始了去年十一月以来，中央媒体已经开始提到的“扬起思想解放风帆，继续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的远航”。 如果说，施芝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从理论上为党和国家继续解放思想建立论述，那么，作为地方封疆大吏的汪洋，则要从施政实践上，为地方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具体的目标。汪洋表示，广东过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因此，广东要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 汪洋为广东定下具体目标的内涵 汪洋为广东定下的赶超目标是不但要在经济上，而且也在社会发展方面，要超过新加坡和韩国。他非常具体地和广东地方书记和市长讨论了广州和深圳的空气污染、水质污染和“城中村”治安混乱问题，非常明白地表达了他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的思想内涵。 汪洋特别引用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在广东说的话：“广东要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不仅要经济上去，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也要上去，两个文明，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超过四小龙。”汪洋意有所指地告诉在座的广东省负责官员：“我们现在超过只是一个方面，他（邓小平）没有说只是经济总量超过啊，而是两方面都要超过”。 他说，今天的“广东也遇到了土地制约，技术贫脊，结构难题，社会冲突，我们必须认识到再一次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用改革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广东排头的地位将难以自保，全面实现小康的社会将难以实现，小平同志托付的任务将难以完成”。 显然，汪洋认为广东未来发展的重点，除了经济方面要有新突破之外，更将重点放在社会公平、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和公民的道德重建上。这实际上是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四位一体”，更是中国今天发展新阶段面临的难题，也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问题。施芝鸿文章点出了这个历史背景：“中共十六大之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并要求全党深入贯彻落实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要在继续解决把中国发展起来问题的同时，着重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要大胆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话中有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