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元龙 2008-12-30 2007年夏天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已全面升级，成为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综合各种因素之后的研究都显示，金融系统缺乏监管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的教训又一次给中国金融系统发出警示，因此，为了保障中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障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必须尽快提高中国金融监管能力、强化金融监管。 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未来趋势与建议 2007年夏天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9月已全面升级，成为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综合各种因素之后的研究都显示，金融系统缺乏监管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的教训又一次给中国金融系统发出警示，因此，为了保障中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障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必须尽快提高中国金融监管能力、强化金融监管。与此同时，还必须完善内控机制，加强和健全稽核体系，防范海外并购风险，并加快推进金融对内开放，建立现代银行制度和解决外资参股问题。 强化金融监管实行对等开放原则 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不仅是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而且也是中国建构有效金融监管体制的目标。现阶段中国实行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体制，要保障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工作的协调配合。不仅需要加强对金融企业全方位全过程监管，同时也要加强对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监管。为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不仅需要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依法监管，而且还必须强化金融监管手段，采取先进的监控和检查技术手段，对重大金融活动和交易行为实行严密监测，提高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的效率。 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的风险管理，这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重要启示。不仅要对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和资产进行动态监管，以防其海外风险敞口过大，还必须加强对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可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适当控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速度。目前中国银行业开放速度较世界很多发达国家还要快。与之相反，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市场准入却非常缓慢。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需要考虑国外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开放程度，对外资金融机构应实行对等开放原则，适当控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速度。 其次，完善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国《反垄断法》已于2008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要采取各种措施尽力遏制跨国公司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要依法规范市场秩序，使竞争处于规范化和法制化之中。 加强风险控制建立稽核体系 风险控制是金融的核心，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从宏观层次来看，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金融风险突发性强、波及面广、危害性大。从微观层次来看，风险控制能力代表着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是其核心竞争力的突出表现。因此，中国必须有效防范各种金融风险，特别要防止出现大的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 现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日益增加，风险表现形式日趋复杂。演变成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次贷危机就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要求中国金融业必须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 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系统无法有效控制其风险敞口，是引发和放大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层次成因之一。导致风险敞口增加的主要因素为：一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部门存在草率承销和欺诈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漏洞。二是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实践中存在缺陷，放松了对市场流动性、融资流动性、集中性风险、名誉风险以及表外风险敞口的评估和管理。三是投资者尽职调查流于形式、过于轻率，突出表现为机械性地过分依赖信用评级机构。四是对次贷担保证券和债务抵押债券（CDO）风险评估的失真和失误。五是金融机构进行的公众披露有时未能说明其表内外风险敞口。六是存在着众多的扭曲激励，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之前的资本框架鼓励银行将低风险资产证券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以低资金成本的工具来支持高风险资产的证券化。 又如金融机构管理人员薪酬模式忽视长期风险，相当于鼓励过度冒险。以上风险没有受到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的充分监督。中国金融机构要引以为戒，要加快完善风险控制管理体系和内控机制，建立健全问责制，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建立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稽核体系。 完善内控机制严防海外并购风险 近年来，中资金融机构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海外发展不断提速。中资银行在海外拓展的手段除了传统的直接设立分支机构、机构延伸方式之外，也开始采用投资参股或并购方式，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中资银行拓展海外市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过程，究竟选择何种方式，影响因素很多。从选择并购方式来看，可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可突破国外对外资银行机构设立和业务范围的监管，以原有银行为依托、开拓地区市场；节省新设银行的开办费，降低机会成本；减少新设银行跨国并购整合阶段的风险；吸收先进的银行业管理经验；拥有主动权，可根据发展战略目标自主地选择并购对象。 但是，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风险问题值得关注，其海外并购和扩张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为：一是高素质国际化水平的经营管理人才不足、缺乏国际化经营经验，以及风险控制能力弱；二是不熟悉东道国的经济、法律运作环境和方式。从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来看，中资金融机构对美国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风险以及对外投资风险认识不足。为此，需要特别重视加强调研分析、完善内控机制、慎重稳步推进。 掌握主动权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是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在吸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总结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最终确立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战略：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实施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需要把握两个方面，即慎重的态度和稳健的操作。这里所指的慎重的态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始终掌握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主动权。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全属于一国的主权范畴，当事国对于如何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拥有绝对的自主权。中国理所当然地要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做出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地安排。在实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Month: December 2008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08-12-04 今年三月下旬，我就撰文批判，指出最近廿多年来，全球经济在一九八九年世银经济学家威廉斯（John Williams）所鼓吹并造成的“华盛顿共识”下，放任金融主义已取得了支配权，并使全球经济的话语权落到了华尔街金融寡头旗下的分析师手中。 金融债务帝国的崩坏 （编者按：此文是南方朔先生今年3月28日所写，此次发表前进行了一些编辑修改，包括根据美国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增加了一些最新的数据和资料。南方朔先生认为，华尔街今天的金融海啸以及对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其实是美国双赤字财政结构和美国金融扩张主义的后果，也是金融话语权被华尔街金融寡头垄断后结出的苦果。而在世界各国深受其害之际，国际社会已必须检讨国际经济新秩序，包括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G8峰会寻找应对之策。） 今年三月下旬，我就撰文批判，指出最近廿多年来，全球经济在一九八九年世银经济学家威廉斯（John Williams）所鼓吹并造成的“华盛顿共识”下，放任金融主义已取得了支配权，并使全球经济的话语权落到了华尔街金融寡头旗下的分析师手中。它也成了过世不久的美国元老经济学家高伯瑞（John K. Galbraith）所说的“似是而非的通俗见解”（conventional wisdoms），那就是大家都习以为常、不加反省地认为“股市好就经济好”、“房市好就经济好”，后进国对国际资本进出愈放任，就愈会得到“对资本友善”（capital-friendly）的称赞。经济学似乎已经消失了，只剩下金融投资理财学，好像只有放任自由、不加管控约束的金融，才称得上是自由市场经济，因而理所当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自由度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经济学概念被严重扭曲 正因为经济的话语权已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改变，经济学的概念被如此严重扭曲，终于产生了严重影响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次贷风暴，并在之后持续扩大，进一步变成了今天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其危害已经波及全球。而原先那种“股市好就经济好”、“房市好就经济好”的逻辑，当然也就延伸成“救金融就是救经济”、“救券商、救金融公司就是救经济”的美国政策。美国政府最近的一系列救市措施，包括出手接管‘房利美’和‘房贷美’；紧急提供保险业巨头AIG八百五十亿美元贷款，购进约八成股权；以及由布什行政当局提出交由美国国会通过的逾七千亿美元救市方案等，就是这个美国国策的具体体现。 目前，美国的金融灾难事实上已由最开始的次按房贷蔓延到优质房贷，由投资银行蔓延到一般的商业银行。今年四月，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率先倒下；9月，成立一百五十八年的华尔街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与此同时，成立九十年的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同意将该行以440亿美元卖给美国银行；硕果仅存的两家华尔街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也转型为普通商业银行，宣告了在全球金融市场翻云覆雨的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从此成为历史。 随着金融海啸的蔓延，美国普通商业银行事实上已经是百孔千疮，至今年第二季度，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问题银行观察名单上的数目已经急升三成，至一百一十七间；而据估计，最终出问题的地方商业银行将达数百家之多。 金融海啸蔓延商业银行 为挽救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可以说是出尽了各种招数。今年前三个月，美国联储局即已三度大幅降息，年利率由百分之四点二五降至百分之二点二五，利息已低过预估通胀率百分之二点五，意味着美国正式进入“负利率”阶段，但效果还是不彰。我当时就指出，美国政府这种思维之目的，当然是要藉此把残余的储蓄以及进入美国的金钱全部逼到金融投资市场上。 从那时开始，美国政府财政部和联储局实际上就已经持续出重手，要将国家财政用来支撑主要券商及投资银行，包括后来先后倒闭的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对此，由于经济话语权在华尔街金融寡头手中，他们对这些手法当然额手称庆。但问题在于，任何公共政策都必须有它的道德合理性，当政府大力使用公共资源援救那些把问题搞坏的金融肇事者，其道德合理性何在？当今媒体宣称“公司太大不能倒”、“次贷问题太复杂不能倒”，并以此来合理化政府的援救政策。殊不知美国政府此举其实是在饮鸠止渴，挖更大的洞来补前一个洞，洞来洞去，只会让问题更加恶化。 去年次贷问题初现时，即有人主张美国应对信用市场作出“健康性的紧缩”，用短痛来防止长痛。但这种意见当然不可能被华尔街金融寡头集团所接受，于是问题遂在拖延中加速恶化。而今更大的风暴已经出现。 救市措施的道德成本 今年三月时，我就指出美国政府推出上述抢救措施的道德成本包括： （一）它等于是把全球当成了“以邻为壑”的对象。它进一步地放松信用，这等于让美元更加过度供给，进一步造成美元贬值。从那时开始，美国债市股市房市皆告崩塌，美元的持续贬值，不但造成商品市场预期心理以及现实汇价压力下的超涨；而美元的一再过度供给及贬势不休，也使得美国本身的资金及国际美元在一段时间内大举进入石油及各种金属粮食原物料期货投机市场。这就是说，美国已成了通胀输出的元凶。记得当时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在出席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峰会时即明言当时的石油供需正常，油价上涨乃是美元持续贬值所造成的热钱避险投机炒作所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执行长希兰女士，也明言粮价上涨中的投机因素，美国的通膨及通膨输出，已对全球、特别是全球的穷人造成了极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