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邱震海 2008-09-25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这三十年，却是中国从贫弱逐渐走向富强的过程。北京奥运则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崛起的产物，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总结，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这三十年，却是中国从贫弱逐渐走向富强的过程。北京奥运则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崛起的产物，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总结，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 无论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最近十六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都不是以彻底改变现有的体制为目的，而是尝试引进外部世界积极、有效的元素，来改良现有体制并剔除其中的弊端，在保持现体制某些优点的同时，使之向着更为有效、透明和开放的方向发展，这既包括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包括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这一点在北京奥运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里程碑 对内而言，一是北京奥运在中国崛起的重要关头，不但凝聚了全国上下的人心，使人民的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大为上升，也使中国崛起的事实更为深入人心，京奥之后的中国进一步确立其作为崛起大国的地位；二是倾举国之力筹备奥运，在特殊的时候和特殊的发展阶段，现有的国家体制发挥了巨大的动员能力和有效性，其中也包括全民反恐的正面作用、获得金牌第一的成绩；三是北京奥运在一定程度上触动和改变了中国现有体制中的一些习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使之转化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驱动力；四是北京奥运在筹备和主办的过程中，依然受到旧有体制中习惯性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因而为解读京奥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后奥运时代”中国走向留下了许多思考空间。 对外而言，中国的崛起，横向看对当今西方世界构成了各方面的心理冲击，自然面临来自西方的种种质疑和非难；纵向看则是五百年来东西方秩序、游戏规则和东西方民族心态的重整，以及对双方精神世界深层的梳理。 所有这些都必然伴随着整个北京奥运并向“后奥运时代”延伸。虽然奥运只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个案，但中国很有必要透过这一个案探寻自身发展的深层逻辑。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近七年为北京奥运时期，这是中国崛起从概念到事实都在全球逐渐深入人心的七年，是全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心理发生较大变化的七年，也是中国自信心开始迅速建立乃至有所膨胀的七年，还是中国自身许多潜在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的七年——无论是奥运火炬、西藏风波还是有关奥运新闻开放、环保等等问题，奥运使这些平日散见于各处的心结和矛盾，集中浮现并发生冲突。 换言之，今天的中国依然拥有许多“成长中的烦恼”，奥运作为中国成长过程中重要一站，无论是以国际摩擦还是以自身观念体制的调整等形式出现，对于中华民族成长的心理冲击和历练，是过去一百多年从未有过的。 京奥折射中西关系的深层问题 如果说，奥运因发源和成熟于西方而不可避免地带上许多西方价值观，那么，中国崛起则给西方带来意识形态、战略地位乃至能源和市场等方面从未有过的心理冲击波。这不但由于中国崛起的规模和速度，更由于中国迄今依然坚持的政治体制。假若中国不是今天的政治体制，而是西方价值体系的一员，中国崛起给西方带来的冲击是否将由此而减轻？笔者曾与不少西方学者讨论过这一问题，其结论因人而异，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再加上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上与西方的距离，而导致中西之间出现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 回顾北京申奥成功的二零零一年，正是中国入世后的第二年，当时，中国崛起给西方的心理冲击还比较小，双方深层的分歧被表面的融合意愿所掩盖：西方希望藉奥运更多地将中国融入由西方主导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则善良乃至天真地认为，只要有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就可能顺利完成融入的过程，而忽略了背后许多复杂的因素。 让双方都没有想到的是：最近七年，西方意外地发现对中国的发展不可预测和不可掌控，而中国在努力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则缺乏心理准备地与西方发生了许多摩擦；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观领域，双方更没有任何趋近的迹象。在大国崛起历史上，中国既不同于完全对立于西方的苏联，也不同于全方位融入西方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日本和德国，西方遇到二十世纪以来一个不熟悉的对手，这对手对西方的冲击程度还远远超过上世纪日本的崛起。 与之相伴的另一日益明显的现象是：中国（尤其是民间）看西方的视角，从原来的仰视，逐渐发展到平视乃至某方面的俯视；无论哪种视角，中国看西方的背后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那就是始于百年前曾遭受西方侵略的历史悲情——“西方的傲慢遭遇到中国的悲情”。如果说，这种悲情过去的外在表现主要是悲，那么在今天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傲；两者的内在逻辑一脉相承，即都缺乏与西方世界的心理上的真正平视。 与此同时，西方数百年来也处于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文化傲慢（其表现每每是殖民主义）与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民主和人权价值观，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一体两面；上世纪后半叶以后，后者逐渐克服前者成为西方主流，但前者残留的影响仍在。就在二十多年前，西方面对的还是一个急需技术和资金、但不会对其构成挑战的中国；由于有与西方对抗的苏联作为参照，中国一度还成为西方眼中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一态势在今天已荡然无存。中国崛起的实力竞争加上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导致今天西方在面对中国时，夹杂着从政治对抗到文化傲慢的种种复杂情绪。 这种复杂态势对中西方都史无前例，双方都同时面临调整心态和逐渐成熟的问题。 中国“非典型国家”的转型和方向 探讨中西关系的深层问题，中心还在于探讨中国自身发展的问题。 如果说，过去三十年中国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改良体制过程中新旧思维的互动和博奕，那么作为全球价值观“大杂烩”的奥运会，无疑为这种新旧思维的互动和博奕，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平台。北京奥运在较集中地出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各种价值观、体制和游戏规则的碰撞和互动的同时，也集中折射了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未来面临的挑战。 今天的中国在许多领域都还是“非典型国家”：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虽经多年的发展，但尚未达到成熟的程度；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国基本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正在起步的公民社会脚印清晰可见，民众享有的各种自由均非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相比，但距离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则还比较远。...
Day: September 25, 2008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亮亮 2008-09-25 北京奥运会开幕之日，西亚的格鲁吉亚发生了战事。格鲁吉亚总统派兵进占了南奥赛梯首府茨欣瓦利，俄罗斯随即挥军入格，迅即收复茨欣瓦利，占领中部要地哥里，大军距离首都第比利斯仅几十公里；此事成为西方媒体焦点，一度超过了北京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开幕之日，西亚的格鲁吉亚发生了战事。格鲁吉亚总统派兵进占了南奥赛梯首府茨欣瓦利，俄罗斯随即挥军入格，迅即收复茨欣瓦利，占领中部要地哥里，大军距离首都第比利斯仅几十公里；此事成为西方媒体焦点，一度超过了北京奥运会。 俄罗斯在隐忍多年之后，在普京——梅德韦杰夫为代表的新一代政治精英的领导下，以肢解格鲁吉亚为信号，向世界宣告了俄罗斯的重新崛起，使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陷于两难境地，表明亚欧大陆的地缘政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国际关系格局正在重新洗牌。 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加冕礼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以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向外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不是以战争或耀武扬威的方式，而是以举办西方所开创且一直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奥运会这一和平、公平竞赛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大国地位，证明了自己发展模式的成功。在北京之前，虽然东京和汉城这两个东亚城市也先后举办过奥运会，但是日本、韩国是美国卵翼下的国家，日韩举办奥运会没有被看成是东亚文明的代表，而中国却是第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国家主办奥运会。 奥运会之前的拉萨和其他藏区的骚乱，一度导致西藏问题成为西方世界向中国借题发挥施压的筹码；在巴黎和伦敦传递奥运火炬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辱华事件，导致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特别是青年一代展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西方舆论为之震惊，也使得奥运会之前中国面临的压力、中国与西方民意之间的冲突达到了沸点。面临这一形势，中国没有失控，民意得到宣泄，但正常的国际关系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西方领袖也在调整利用奥运对华施压的做法。 5月四川大地震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国得到了各国的同情与援助，中国政府指挥救灾的效率与能力、对国际媒体的空前开放，扭转了西藏骚乱之后西方对中国的敌视，也使得奥运会开幕的国际环境迅速改善。 整个奥运会的平安、精彩与欢乐，通过电视、网络和其他媒体的大量报道，奥运会和北京呈现在世界面前，获得了普遍的肯定与赞扬，即使是最挑剔的西方媒体吹毛求疵，也只能找出一些无关大局的瑕疵。总体而言，西方舆论对成功举办奥运会的中国，开始刮目相看；发展中国家则是普遍钦佩与羡慕。再没有比一次成功的奥运会，更能让外部世界看到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中国未来的潜力。外国政要对北京奥运会的赞美之词，并非言不由衷，因为他们不需要以此取悦中国。台湾《联合报》认为北京奥运会是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加冕礼，是很形象的说法。 西方无暇调整对华政策 来自西方的冷嘲热讽总是有的，例如《柏林晨报》认为：“这场体育盛会让西方人跳入由自己的傲慢和天真设下的陷阱。保守派和左派人士认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或早或晚都会执行市场经济并贯彻人权，自然得就像进化论一样。而且也不存在缺少民主作为前提条件的经济发展。但是，与他们的想象截然相反的事实却真的发生了。中国有意识地将经济权力同集体概念相结合。北京方面通过本届奥运会向西方传达着这样一个信号：西方的价值观并不是他们所向往的，对他们来说根本不重要。” 这种失望的看法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反映西方人的“傲慢与天真”在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面前碰壁。如果说这只是西方一部分民众的看法，且这种看法比较情绪化，不代表西方政治领袖的政策方向，那么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对奥运后中国的取态，就值得了解和分析了。 然而西方领袖们几乎没有时间提出新的对华政策，西方国家必须仔细估量奥运会之后的中国究竟对现存的世界秩序有多大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西方的利弊；这不可能在短期完成，而且西方国家对华的利益不尽一致；美国忙于总统选举，目前的布什政府近乎看守政府，重点是帮麦凯恩赢得大选。对付奥运后的中国，尚未成为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当务之急。 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冷战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格鲁吉亚战争，导致了冷战后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俄罗斯为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行动，西方猝不及防，奥运后的中国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 俄罗斯的强硬行动，来自俄罗斯维护自身安全的的迫切考虑，防止北约扩张至俄罗斯南部（高加索地区）与东部边界（乌克兰），来自其强国民族的性格，来自苏联解体后积累的被美国战略挤压的耻辱感。肢解格鲁吉亚之后，俄罗斯面对西方的各种威胁，毫不示弱，强硬以对，未来可能在摩尔达瓦的德涅斯特、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都采取类似南奥赛梯的动作，这势必更加恶化与西方的关系。 冷战的主要特征：战略对抗、冻结合作和军备竞赛都已出现在俄美之间，只是少了冷战时期双方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还保留着一些宣扬自己意识形态的东西）。俄美的战略对抗表现为，俄罗斯为保护自己的生存空间与安全缓冲，反击美国的战略挤压，为此俄罗斯表明不怕冷战，不怕被排除出八国集团，不怕不能加入世贸，甚至不怕2012年的冬季奥运会被抵制；俄与北约的军事合作已经中止，北约无法经由俄领空向阿富汗运送军用物资，双方军舰已经在黑海对峙；美国在波兰部署反导系统，俄罗斯在波罗地海沿岸的加里宁格勒与白俄罗斯部署远程弹道导弹，就是军备竞赛的序幕。 这不能不对中国的外交和国家战略产生极大影响，因为新冷战直接涉及中国如何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继续营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和平环境。 历史再次让中国成为关键一方 在俄美冷战中，中国不能站在双方任何一方，而只宜尽可能保持与双方的关系，保持超然的立场，虽然这在操作上需要高度的智慧与技巧，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当代的外交实践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 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中国的地位非常微妙，虽然中国在理论上与苏联同属社会主义阵营，都是共产党国家，但是在冷战后期，以尼克松访华为标志，中国实质上站在反苏的西方阵营一边，以此制约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尽管中国的国力与美苏都有很大差距，但是中国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国际战略格局就占上风。中国以这种战略调整，不仅赢得了自己的安全，更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2008-09-25 2008年北京奥运已圆满闭幕。中国引以为傲地获得五十一面金牌，已成为世界第一体育大国。这其实并非重点；真正重要的是，斥资百亿美元所办的这次奥运，尽管可议的缺点不少，无法满意百分百，但中国上下同心办奥运，至少已能满意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2008年北京奥运已圆满闭幕。中国引以为傲地获得五十一面金牌，已成为世界第一体育大国。这其实并非重点；真正重要的是，斥资百亿美元所办的这次奥运，尽管可议的缺点不少，无法满意百分百，但中国上下同心办奥运，至少已能满意百分之八十到九十。这次奥运，中国已把自己认为最好的部分端上台面，打开了让世界瞭解它的正面窗口，让国际理解到过去刻板印象的不确实，中国确存有变得符合西方期待的可能。单单这一项，百亿美元就已值得。 因此，京奥圆满闭幕，它其实是近代中西互动的重要里程碑和转捩点。近年来中国自称“和平崛起”，但听在西方耳里，只有“崛起”，而对“和平”则半信半疑。这也是中国愈说“和平崛起”，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愈高涨，最后中国只好说“和平发展”而不再提“和平崛起”的原因。但由这次京奥，外国人看到北京的交通、街道、人民的穿着、举止，都和外国人无异；中国人扶老携幼看比赛，也像是西方中产阶级家庭价值的投影。中国人并不像外国人以为的那么红眉绿眼，外国人遂感觉到“和平崛起”这种说法好像是真的。奥运前，欧美“反中”、“疑中”情绪高涨，但随着奥运的接近和开幕，闹事搅局也告退潮。譬如，法国作家索曼（Guy Sorman）一向是个尖锐的中国批评者，他在奥运前夕的受访里就已指出，海内外中国人对京奥所显露出来的热情与反对外国闹事，这只能称为“爱国主义”，而不能冠以恶意的“民族主义”。这种态度的转变就非常值得玩味。 现在京奥已闭幕，中国官民喜欢用“百年梦想”来形容这次奥运的重要，这意味着中国人的那种“百年情结”已获得了抒发，这是正面的意义。只要中国保持自制，不要“轻飘飘”过度，不要把京奥所显露出来的那种“补偿式的炫耀”变成财大气粗的踌躇满志，则京奥的完成，可以说是替旧的历史划下了一个不错的句号。但在这个句号之后，中国则要开始替未来准备更好的句子和章节。而展望未来，中国所要面对的新问题，也势必将接踵而来。其荦荦大者有三： 给人民新的愿景以满足期待 其一，中国国家建造的动力基础，已到了必须重新寻找的时候。如果我们回顾改革开放迄今的发展，或许可发现它在改革开放年代，主要是靠着替人民创造机会，而使得人们产生方向感和凝聚力。而在申奥成功到奥运举办期间，除了給人民机会这点继续外，它又藉着奥运的符号外延象征意义如“百年盛事”、“大国意象”等作为新的动力，而今随着奥运闭幕，再加上过去让中国获得发展机会的那个世界经济结构已出现极大的改变，就外部经济而论，以美元危机为基础的次贷风暴已狂吹一年多，全球受害的结果已使得欧日出现负成长，开始进入衰退，美国也同样到了衰退边缘。全球的需求减弱，中国当然难免受到冲击，中国上半年的成长趋缓即堪为证，连带的港澳不振也已出现。 其次，开发中国家举办盛大奥运，这固然有助于国家地位的提升，但奥运后它也将促使其国民“提高对国家的期望”，而会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有更多需求，过去的汉城奥运及墨西哥奥运即是证明。这意谓着北京奥运后，中国会有一阵国民心理亢奋，但很快地随着经济的趋缓，经营环境的艰难，旧问题的累积，国民期待的升高，而开始出现形势严峻的状况。因此，如何将国家建造的动力，由“提供人民机会”、“提升国家荣耀”发展到“给予人民未来和愿景”，让“后奥运中国”能持续凝聚和进步，已成了新的挑战性课题。 其二，在奥运之后，无论中国本身或国际社会，都已认定中国是一个“大国”了。国际社会也将会以一个大国的标准来对待和要求。特别是在奥运期间，过去十六年发生在欧洲的美俄对立，终于在最近的格鲁吉亚问题，以及美国和波兰签署导弹防御协定而正式引爆。由美俄的对立再起，我们已可预估到国际社会上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而营造出来的“中国威胁论”已注定将趋收敛。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等于让中国又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时间和环境。中国在国际上如何扮演角色和定位？如何在美俄对立的时刻，不但要进一步发展，甚至有没有可能在道德制高点上扮演国际的新中道角色？中国由自己艰难的发展过程，是否能摆脱纯经济的考量，为贫穷的开发中国家做出贡献？特别是当欧洲形势紧张，亚洲就会趋于缓和，中国是否可以更努力地为亚洲的繁荣、和平、团结做出贡献？上述这些问题已显示出，中国除了对内要有新的愿景外，对外也同样必须展现出新的思维和新的愿景。 价值、制度、知识、品质才是真正软实力 其三，由于北京奥运的圆满闭幕，于是一种长期以来即存在的声音遂更趋响亮，那就是认为由奥运的成功，已显示出中国的软实力对内对外皆有极大的可发展空间。 强调对内对外的软实力，这确实是个重要的课题。但在此不得不需要指出的，乃是近年来中国谈论软实力，通常皆窄化了软实力的范围。中国由于商机庞大，在各国办孔子学院附设中文班，因而全球出现华文华语热，学会了就可增加就业经商的机会，这当然是软实力的一种，但距真正的核心软实力仍极遥远。其他如中国传统戏曲和杂技、中国的体育活动、中国的古代文物等亦然。而真正的软实力则不是如此狭窄。真正的软实力是价值、是制度、是知识、是品质。如果一个国家在价值上先行或能提供具有正当性的另类选择；如果某个国家能创造进步的制度而让别国采撷；如果一国总是能知识创新并带动未来；如果一国从个人到社会总是能不断改善各个领域的品质；当这种核心软实力被确定，其他表象上的软实力就自然出现。这也就是说，中国各方目前在谈的软实力，其实都只不过是表象软实力而已，如何建造核心软实力，或许才是后奥运中国内则求进步、外则求大国地位所必须努力的方向。 由上所述，奥运的圆满闭幕，中国内部的向心力增加，对政府的支持度高达八成，中国的国际正面形象也更趋改善，这当然可堪欣慰。但展望未来，紧接着的挑战却已告开始。胡锦涛即已坦承经济的困难程度开始增加。面对未来的挑战，对经济发展方向进行重新思考，已成了当务之急。 而除了经济发展方向的重新思考外，深化改革，赋予媒体更重要的监督角色，并发挥其作为政府与人民间桥梁作用的功能，似乎也该提上日程表。中国的体制制衡功能不彰，这很容易就演变到官民对立的方向，对社会的和谐运作至为不利。多一些中介的通路，乃是稳定但又进步、进步但却不失控的关键。近年来中国媒体的稳定角色可堪肯定。中国藉着后奥运政府极高支持率的此刻，主动在媒体以及其他如司法、行政等领域进行改革，提出愿景，或许才是让政府的正当性更增的关键。 而可能同样重要的，乃是中国已到了强化教育投资、扩大学术自由，重振学术研究、鼓励智库机构等方面做出更大努力的时候了。未来中国已成了别国眼中的大国，它已必须用更大的视野看自己和看世界。中国必须在文化力、学术知识力等方面提升，在世界上形成新的“以理服人”，来替代目前世界上“以力压人”的现象。要“以理服人”，这才是软实力的终极，而这需要多大的文化力和学术知识力才可能支撑？当国家往这个方向发展，也才有更大的荣耀。扩大教育投入，重整目前早已不符合需要的整个学术研究及智库体系，也似乎成了必须的选择。我甚至认为，针对后奥运的国家方向，相关的机构或许已有必要从事更广泛的商议，俾让后续的路更趋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