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 2008-06-10 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北京立即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展开紧急的开放式全面动员。加上媒体的报导，全球华人也在共同感情推促下，踊跃捐输，俨然成了一首全球华人的人道团结大合唱。震灾为中国及全球华人开创了重新凝聚的契机，更在这种凝聚力的氛围下，稍早前某些国家炮制炒作的杯葛京奥活动遂告难以为继。 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北京立即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展开紧急的开放式全面动员。加上媒体的报导，全球华人也在共同感情推促下，踊跃捐输，俨然成了一首全球华人的人道团结大合唱。震灾为中国及全球华人开创了重新凝聚的契机，更在这种凝聚力的氛围下，稍早前某些国家炮制炒作的杯葛京奥活动遂告难以为继。 因此，这次震灾已引发了许多具分水岭意义的新契机。比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各式各样问题的谈法都受制于西方，最典型者，莫过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问题。虽然西方自己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早已强到趋于极端，但中国人讲爱国主义却被严重地污名化，只要有任何出自于民族义愤的行动，都一定会被扣上“官方煽动”的帽子。在这种扭曲下，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已不能谈或不敢谈。但由这次震灾，却显示出海内外源于共同民族和血缘感情而出现的民族主义，其实是极其强烈的。只要中国本身有了正确的表现，它就立刻凝聚。也证明了西方媒体长期污名化中国爱国主义的图谋其实并不十分有效。而四川地震引发全球华人规模如此浩大的人道关怀运动，在近代全球各国更是绝无仅有。 其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的机会之窗打开，进入了一个宛若丛林的经济扩张阶段。由世界各国的先例，早已证明伴随着经济的扩张都必然出现价值的倒退和各种不择手段行为的大量出现。就以美国南北内战之后的经济扩张为例，即贪污、政商勾结、恃强凌弱等大行其道。中国改革开放后同样有贪污、勾结、欺骗、败德等各类行径。对于这些现象，无论西方媒体或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都将它简单的本质化，认为中国人无价值无道德，只不过是个大家拼命向钱看的地方。但这种简化的说法，终于在这次震灾里被证明并非如此。灾难是一种极端的情境，许多隐而未显的人性都会在这种情境下显露。这也是中国俗话所说的“患难见真情”、“患难见人性”。在这次震灾里，亲人爱、邻居爱、同胞爱、民族爱、军民爱、师生爱等均显现无遗。证明了中国绝非道德的荒漠，有太多优良品质的种子一直潜伏着，终于在灾难里被唤起而发光。 再次，战后迄今的西方论说里，都习惯性地丑化中国的官吏、特别是军人。官吏腐化、军人蛮横，这些都早已固定化，成了一种刻板印象。但由这次救灾的官吏表现，特别是军人动员，奋不顾身，证明了官吏和军人的那些刻板印象其实是不对的，官吏和军人在合乎现代性的动员上，具有发动机的角色。 也正因此，这次震灾对中国而言，乃是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震度如此大的地震发生在人烟稠密的四川，由于动员抢救及时，反应快速，伤亡固极严重，但已较第一时间所估计的少了许多。这是进步的力量。对于这次抗震救灾所显示出来的积极意义，我们有必要试着从一个比较理论的角度加以理解，俾作为砥砺未来的参考架构。谨在此从现代“社会控制论”（social control）以及“灾难政治学”两个角度，试着加以探讨。 （一） 政府权威和人性化的社会控制 任何国家与社会，都必须与时俱进地维系着稳定的秩序，俾让社会本身得以持续发展。这种秩序维护的工作，也就是近代“社会控制论”的起源。美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罗斯（Edward A. Ross）最早提出‘社会控制’的概念。他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是“型塑个人的感受和欲望，俾使其适合群体的需要”。他这个概念提出后，有相当长的时间，都把‘社会控制’主要限定在司法，特别是惩罚性的司法层次。到了一九六零和七零年代之后，由于对跨历史的社会控制研究增多，更深刻的面向才受到注意。而在研究社会控制的各种观点里，耶鲁大学的格罗斯（格罗士）（Jon T. Gross）指出，新兴革命意识形态政权，由于制度不良，会出现“国家机器的私有化”，意思是说各种新贵占据大小权力位置，甚至乡镇村落，各行其是，希望藉此形成秩序，最后一定是贪腐及滥权盛行，这是最糟糕的社会控制。而曾任白宫顾问的学者艾兹奥尼（伊兹厄尼）（Amitai Etzioni）则提出另一种警告，那就是到了媒体民主时代，已开始出现一种操弄媒体以形成民意的社会控制模式，当今美国即是例证。 居于这两者之间的，乃是哈佛教授布莱克（Donald Black）所指出的“效用”及“规范”为主的社会控制。他指出社会控制里都自然而然必须就对错是非、真假美丑做出评价与引导，因此好的社会控制不是搞奸巧的法律，也不能是藉着操纵民意而左右着社会，而必须以领导权威明示价值规范的取向，作为普遍的规范。 而从这次抗震救灾，我们即注意到了中国其实已在这次动员里，显露了一种新形态的社会控制模式。震灾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中央高层救灾指挥部即告组成，温家宝总理也立即飞抵灾区坐镇，行政及军队系统也展开动员。这是“以人为本”的落实，它诱发出了一种具有道德制高点的氛围，自然一切正面的力量如媒体、官员、军警、城乡居民等的积极性也就被召唤而出。在动员里型塑出了新价值。如果北京中央高层没有主动到第一线，而是让地方和军区调度救灾，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此，无论就效用或道德规范的角度，这次震灾和年初的雪灾相同，既显露出了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模式，也落实了以人为本的新价值，在这次震灾后经历了洗礼，中国的官员与军队以及社会气氛必将大为不同。而领袖走上第一线则无疑是个关键。 由国家领导人在震灾中发挥的功能和创造新价值的角色，这时我们已有必要更深入一点来考察国家领袖的创新示范功能这个问题了。 过去的政治，无论国际与国内都相对较为单纯， 加上资讯并不发达，领袖的角色偏重在“体制性领导”上。但到了现在，不但政治日趋复杂和高度联动，社会事务也同样日益繁重。在复杂度高并联动紧密的时代，各式各样的风险也告增加。领袖除了要对内守护人民利益外，对外也要争取国家最大利益，当国家利益受损时不但不能回避，而且更要力争。近代主要国家领导人穿梭内外，并不只是在作秀而已，乃是领导人“积极性领导”的角色在加重，因为许多事情不是大使、省长、司令能完成的，非得国家领导人出面。震灾的因应良好，不就是个例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