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 2008-05-24 我们都对当今西方塑造恐惧和敌人的思维方式觉得不满和忧虑。用比较哲学式的说法，那就是通过建造“异己”（the others）来确认“自己”（selves）的这种认同政治，已愈来愈成为一种主要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又随着媒体的发达与垄断而更被加强，当今的媒体结构只是表面多元，实质上则是讯息生产愈来愈集中，因而成了塑造“政治正确”最便捷的通路。 （一） 前言 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兼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马可·克黑朋（Marc Crépon）在最近所出的重要著作《塑造敌人的文化》（L’imposture du choc des civilisations）里指出，在西方近代的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上，长期以来既存在着一种“没有指定敌人，就没有政治”的思维方式。这是一种阶段性策略被形而上学化而造成的“身份”与“标志”政治学，“敌人”可以不固定，但却不能没有。而到了现在，这种“塑造敌人的文化”，所针对的乃是伊斯兰社会和中国。克黑朋如此说道： ——“塑造恐惧的理论本身，最终目的无他，就是要指定新的敌人。我们一再使用“塑造敌人的文化”一词，应该从两层意义上来理解——理论的意义以及实践的意义。首先是在实践面上，透过所有手段，使人与中国和伊斯兰社会为敌，如此一来，就没人会怀疑美国作为西方文明霸主的必要性。将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指为敌人，其实也就是向其他西方国家宣告：‘看清楚吧！你们是多么需要我们的领导。我们肩负着西方文明的未来，是不作第二人想的西方捍卫者……’实际上，费尽心思捏造敌人，并非只是在讲述何种状况会出现一个精准的威胁而已，而是将威胁本质化。” 克黑朋是当今法国年轻辈学者的佼佼者，他两年前到台湾，曾指名和我有一场对谈。我们都对当今西方塑造恐惧和敌人的思维方式觉得不满和忧虑。用比较哲学式的说法，那就是通过建造“异己”（the others）来确认“自己”（selves）的这种认同政治，已愈来愈成为一种主要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又随着媒体的发达与垄断而更被加强，当今的媒体结构只是表面多元，实质上则是讯息生产愈来愈集中，因而成了塑造“政治正确”最便捷的通路。 谈到这点，我们就不得不要特别重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华顿学院金融教授赫曼（Edward S. Herman）和批判大师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著的《塑造同意：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里提到的一个核心观念。他们指出，当今的媒体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塑造所谓的“民意”、“政治正确”甚或风潮的一种动员网络，而整个操作的核心和起点，就是决定谁是受害人。西方在控制下会决定有些人是“有价值的受害人”（worthy victims），而另外的则是“没有价值的受害人”（unworthy victims）。所谓“有价值的受害人”，指的是这种人的受害是它们的道德资本，可以藉此而炒作渲染塑造出风潮和民意。而“没价值的受害人”则因受害者不符合其利益，根本就不予理会。举例而言，伊拉克两次战争已死亡百万以上平民，但这些人有如猪狗，是最典型的“没价值的受害人”。西方特定强权，就是透过“有价值的受害人”与“没价值受害人”决定了塑造敌人的方向。这种对“受害人”有没有价值的定义，最戏剧化的例子，乃是多年前中国曾发生一个人挡坦克之事，尽管该人并未受害，但因为他有价值，遂被塑造成了英雄；另外，几年前，有个美国女孩瑞秋看不惯以色列人压迫巴勒斯坦人，因而到巴勒斯坦从事人道义务工作。有一天眼见以色列军队用推土机要铲除巴勒斯坦人住房，她用手高举护照，企图挡车，但该推土机却硬是在众目睽睽下将她碾过，当场压平死亡。但瑞秋如此惨死又如何？媒体根本不予理会，她是个“没价值的受害人”。她成不了“烈士”，也不是“英雄”，而只是“无知少女”和“恐怖分子同路人”。由“有价值的受害人”和“没价值的受害人”这种区分的操作模式，我们对所谓的“你的恐怖分子是我的自由斗士”这种说法，才会有更具体、也更操作面的理解。当多了这种认知，也才会对西方媒体透过运作而在塑造“政治正确”时有所警惕。这也就是说，当今的世界权力形态早已从古代的炮艦权力中分离出来的一个“话语权”的权力领域；可以很轻易地藉着讯息、话语、符号等的操作塑造出敌人，从而褫夺它在国际社会从事活动的正当性。“话语权”的权力领域，有些时候的力量甚于枪炮。 （二）“修理中国”（China-bashing）和将中国“公敌化”的趋势 当我们理解了“塑造敌人”的文化后，再去回溯近十余年来的世局变化，就会发现，在一九九零年代，它主要针对的乃是让前苏联地区“失安定化”（Destabilizing）包括俄罗斯经济解体。美国《纽约时报》曾报导过，美国担任俄国前总统叶利钦经济顾问的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承认，他们的顾问目的乃是“要让未来的俄罗斯领导人无权可集”；此外则还有肢解南联，以及派遣雇佣兵介入科索沃和车臣叛军等。 而最值得注意的，乃是二零零六年一月十日《纽约时报》根据“资讯自由法案”得知，美国自一九九零年代起，在“国际开发总署”之下设置了一个“启动转型办公室”（Off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