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松营 2008-02-18 从中共十七大以来，中央高层近期的讲话和国内主要刊物文章，都在大讲解放思想，显然是要再次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推动中国的改革向纵深发展。这是一个值得人们认真关注的重要问题。 从中共十七大以来，中央高层近期的讲话和国内主要刊物文章，都在大讲解放思想，显然是要再次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推动中国的改革向纵深发展。这是一个值得人们认真关注的重要问题。 解放思想，说起来很平常、简单，换换脑筋、改变一下对事情的看法和想法，不就行了。但是，要真正做到却不是容易的事。在当前的中国，要在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领域再次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必须克服更大的重重阻力。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这是唐朝王勃《縢王阁序》中的一句话。再往前一千多年，老子早就说过“有无相生，易难相成”的话。宇宙无穷之大，变化亦无穷，使得地球上的事物生生不息，不断地弃旧迎新。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也就必须不断变化、不断深化，才能跟上新时代，才会不断有所进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变革、不断前进发展的历史。当然，每一次思想解放，每一次变革和进步，都会有许多曲折，要冲破各种阻力、甚至要付出许多牺牲。远的不说，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经历许多曲折，要冲破许多阻力，然后才会有第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才能够在制度和体制改革上打破一些旧的框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单一的计划经济转而实行市场经济，不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推动了政治文明和文化的进步、繁荣。 到了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有较大提高，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而另一方面，国内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贫富悬殊，经济结构有许多不合理情况，党政官员的腐败问题十分突出，社会存在着很多不公现象，在世界上还不能称为发达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中往往心口难一，不能真正做到独立自主。总的来说，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再次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的问题，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正是许多旧思想、旧框框阻碍了中国在制度和体制的深入改革，阻碍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妨碍政治的文明和进步、文化的繁荣、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但是，这一次的解放思想，所要遇到的将会是更大的困难和阻力，必须要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精神，敢于去冲破重重阻力。 一是要彻底打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的旧框框 一百多年来，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每一个时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定义，都是不完全相同的，甚至是有很大的差别。而每一次认识的更新和飞跃，都使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对世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邓小平到了88岁高龄的时候还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连他也说不准，所以，才要“摸着石头过河”，才有了判断是非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改善和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和其他重要场合的讲话中，也强调“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可是，在中国，有许多人仍然是用老套套、旧框框，或者是站在团体甚至个人的利益立场上来解说社会主义，或者用社会主义的名义到处贴标签。其实，被贴上标签的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而没有被贴上标签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市场形态和市场规律等，也同样是可以、能够为社会主义的斩新事业服务的。还有，无论是国有企业改革、党政机关的改革和人事改革，还是教育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只要与他们想象的“社会主义”不相等，看得不顺眼，实际上还觉得有损自己的利益，就打着社会主义的晃子，指责这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那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而大力反对，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加以阻止、打击。解放思想，首先遇到的将是这方面的强大而顽固的阻力。 社会主义是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实践在不断检验各种各样的定义、“真理”。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理性认识在中国、在世界，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实际上，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解释和认识，今天和昨天、前天，已经不完全相同。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真正解放思想，打破理论和思想认识上的“社会主义”的旧框框，勇敢地探索前人从未走过的路子，才能使各项改革向纵深发展，不断地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才有可能在将来的中国创造一个人类最美好的社会。 二是必须破除对市场经济的新迷信 在上个世纪初期，西方人曾经十分迷信市场经济。可是，现在的中国，似乎又有不少人在迷信市场经济。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上个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出现周期性的严重经济危机，牛奶倒进大西洋，股市一落千丈，华尔街曾经一天有十多个资本家跳楼自杀，资本主义制度几乎淹淹一息，让社会主义者高兴地看到资本主义的末日，也让资本主义国家从对市场经济的迷信中醒悟过来。1932年开始，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主政之下，首先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经济整顿、宏观调控、计划措施，收拾由于市场过度自由所造成的失业率飙升、民众生活困苦、市场欺诈成风等等的许多混乱局面，这才使国家经济逐步回稳和发展。二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有如雨后春笋。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危机中，又不得不重新学习和吸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福利的经验和教训，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采取了各种计划和调控措施，包括实行新的货币政策、产业调整政策、关贸政策等等，避免了出现更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并且通过科技的进步，促使社会经济有了新的更大更快发展。这也使社会主义国家从产生“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的疑惑，到不得不开放自己的大门，同时对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进行改革。 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少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许多弊端，极力主张不能再搞单一的市场经济了。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西方着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a Samuelson）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实际，几十年来不断地修改他的教科书《经济学》，在第16版和17版之后，就加进了世界的许多经济案例和新的经验，并且反复地更加明确地指出市场有许多缺陷，市场经济不是万灵的，提醒人们不能迷信市场经济。 新中国建立之后，没有成功经验可循，学习苏联，搞单一的计划经济，既取得成绩，又吃了不少苦头。邓小平冲破传统社会主义的思想桎梏，大力倡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摒弃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旧思想观念，推动中国在坚持有计划和宏观调控的同时，实行市场经济，取得光辉业绩。但是，时至今日的中国，却又有许多人反过来一味迷信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看作灵丹妙药，一切只讲市场、依赖市场，唯利是图。其结果是中央的宏观调控往往被他们大打折扣，还有不少官员腐败堕落，某些方面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已经沦丧。繁荣稳定的社会中潜伏着着各种危机。更加重要的是，对市场经济的迷信，极大地妨碍市场和计划、自由竞争和宏观计划调控在中国的有机结合，妨碍中国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和不断创新。 中国不可能再搞单一的计划经济，也不能迷信市场经济、搞单一的市场经济。在今天各种信息既发达又流通十分快速的时代，要想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就应该抛弃一切旧框框，既要对计划经济的再认识，又必须对市场经济的再认识，再次认真解放思想。不管是计划还是市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新加坡还是首尔，还是香港、澳门、台湾，都要虚心地学习和吸取人家的经验教训，不拘泥、不拘格，只要有利者，一切皆为我所用。唯独如此，才能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模式，推动政治体制和模式的创新、优秀文化的繁荣，建设创新型的国家。 三是要冲破自由民主制度的思想迷雾 自由民主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是不矛盾的。卢梭所说的“人是生而自由的，很多人自以为是别人的主人，其实比起别人来，他是更大的奴隶”，与马列主义经典中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两者是多么地相似。无论过去是信奉哪一种思想哲学经典，都认为人应该生来就有自由、自主的权利。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团体、个人，要想自己不受缩缚和完全解放，就必须使所有的人都得到解放和自由。当今世界，无论是哪一种自认为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人们所共同追求的都应该是人类社会高度民主自由的文明制度。 中国曾历经几千年封建社会，然后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难有民主自由可言。新中国建立，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民主、自由似乎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物和“专利”。中国第二代、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力地强调各项事业要以人为本，提倡自由、倡导民主。可是，由于历史和习惯的原因，自由民主制度对于许许多多中国人来说，至今还是一层蒙胧的迷雾。人们对自由民主制度仍然是比较陌生，不甚了解，甚至存在着严重的排斥倾向。 有不少的人把讲自由和“自由化”等同起来，把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划不清界线、分不清是非。这种思想观念于实践的结果是，无论是党政机关行政，还是企业管理，都是专制、集中的多，民主很少、自由不够。有的党政干部也跟着上头大喊“要以人为本”，自己却照样当官做老爷。更主要的是，老百姓普遍缺乏自由民主观念、意识，不懂得如何为自己争自由、如何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人们往往只是“认命”，要么逆来顺受，要么以非法、非理性的暴力方式、对自己认为不合理的东西进行反抗。 在这种情形之下，政治体制改革乃至上层建筑的改革，必然地步履艰难，阻力重重。缺乏上层建筑改革成果支持、配合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也就难于继续顺利地向纵深发展。...
Month: February 2008
吕元礼 2008-02-05 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去年12月25日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并要求广州、深圳要向国际先进城市看齐，敢于跟新加坡“叫板”。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也在今年1月5日发表署名文章《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提出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课题。 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去年12月25日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并要求广州、深圳要向国际先进城市看齐，敢于跟新加坡“叫板”。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也在今年1月5日发表署名文章《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提出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课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而“叫板新加坡”，借鉴新加坡经验，更是思想解放这门课程中一个实际案例。其实，新加坡社会并不流行“解放思想”的说法。但是，新加坡成功的重要原因，又在于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一直以来的“思想解放”。 一．测试理论和计划的方法：是否行得通 解放思想意味着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前提，也是解放思想的内核。当有记者问及新加坡各种政策背后的哲学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你可以说这是务实或实际，但是它行得通。对于任何理论或建议，我只问同一件事，就是行不行得通？”又说：“我测试一个理论或计划的方法是：它是否行得通。这是我执政这些年来一以贯之的原则。” 李光耀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建党之初曾确立“民主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但是，李光耀却能够因时制宜地将现实目标与远大理想加以区分。李光耀说：“我是一个绝不反悔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在我自己的国家内，我必须承认，因为要把公共义务的崇高价值和服务的意义灌输给社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只有对工人高度的成就给予高度刺激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他认为：“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人不应该剥削人这个基本原则的信仰。我们认为拥有财产就应该剥削别人是不道德的。但是，为了取得经济的增长，我们已经不得不把我们的政策建立于这样原则上：‘各尽其经济所能，各取其经济所值’。最后的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有当我们扫除了愚昧、文盲、贫穷和经济落后，才是恰当的。” 解放思想必须戒除自满。不自满，也就是要虚心。什么叫虚心？李光耀对此曾有精辟的解释。他说，所谓虚心，实际上就是“虚”其心，即不要让某种思想、宗教或社会文化偏见排除对问题的任何解释，或解决办法。当以前曾被接受为真理的东西，和真实情况或现实互相抵触时，你必须准备重新检讨过去所作的假定。李光耀说：“人民行动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行动党完全没有死守教条理论或教条政策。”他们“是现实的”，他们随时“准备改变政策，以适应新的现实”。 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宗旨是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但是，当这种民主社会主义与现实生活中的常情常理不相符合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加以修正。李光耀在英国求学期间，英国首相艾德礼正在英国推行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制度。这种制度影响了许多像李光耀这样的学生，使他们认为那是多么有人情味，多么理性、合理。根据这种制度，每个人都应当得到免费的医药照顾、免费的眼镜（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近视）、免费的牙科照料，以及从生到死的福利金。但是，当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并且在1959年执掌政府时，他发现新加坡人并不是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医生开给病人服用一星期的政府给予免费的抗生素——这在当时并不便宜。可是，只吃了两天，病人觉得还没有复原，就毫不痛心地把剩余的抗生素丢掉了。但是，当病人自己花钱到私人医院开药，就不会浪费扔掉。面对这种情况，李光耀觉得，新加坡没有什么高尚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让病人付钱，先是五角，然后一块钱。 二、大胆吸纳人类文明共同成果 避免争论以解放思想，是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之一。邓小平曾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抓紧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就是因为不争论，人们才能求同存异，“抓紧时间干”，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实际上，不争论既是邓小平的“一个发明”，也是新加坡和李光耀的一种智慧。 当许多国家拘泥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从而窒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时候，李光耀则尽力避免意识形态的争论，以期在实践中放手有为。早在1965年，李光耀就指出亚洲社会主义的前途要看亚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是否抱持现实主义态度，并强调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方法上应该实际或注重实际一些。他说：“如果你们采取一种更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说：‘好吧，让我们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让下一代去决定’，我认为你们将会有更好的发展。”这里，李光耀关注的是“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至于有关措施“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可以存而不论，“让下一代去决定”。由于避免无谓争论，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人民行动党才能够大胆吸纳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李光耀说，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 作为一个小国家，新加坡随时适应世界的变化，找到自己的定位，确定自己的角色。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指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文化，通过各种形式、各种范围、各种程度、各种途径的交往、碰撞，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通、相互依存，从而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达到统一，融为一体。 三、不强调比优而强调比劣 跨国企业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典型表现。20世纪60、70年代通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普遍把跨国企业看成廉价土地、劳力和原料的剥削者，会吸干发展中国家的血液、精髓，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上述理论其实表现了一种比优而非比劣的思维方式。比优着眼的是好中求最好，最好当然是发达国家不计报酬地无偿帮助发展中国家；比劣着力的是坏中求不坏，最坏则是发达国家既不无偿帮助发展中国家，也不像跨国企业那样前来投资，从而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封闭停滞。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普遍相信跨国企业是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但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思维方式不是强调比优，而是注重比劣。它没有死搬上述理论，而是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反而欢迎美国和跨国公司的资金、科技、知识专长和市场，让它们成为促使新加坡经济取得增长的一个作用强大的因素。李光耀后来总结说，新加坡这座占地两百二十四平方哩和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小岛，虽继承了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首府，却跟帝国的腹地硬生生切断。新加坡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谋生，如何求生。这不是经济发展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两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必须正视1965年所处环境的现实。当时，唯一的目标即是生存。至于如何达成目标，透过社会主义或自由贸易，都在其次。新加坡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没有其他人要剥削劳力，所以，有何不可？他们要剥削就随他们去吧，非常欢迎！人们后来发现，是否剥削姑且不论，新加坡人民却学会一种本来不可能学到的新工作技能。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一边学习，一边还可以领薪水。事实上，新加坡的经验逐渐推翻了把外资视为剥削的发展经济学派理论。又如，新加坡政府领导人一直痛恨赌博，却在近年出台了兴建包含赌场的综合度假村计划。个中原因，李光耀说得很清楚：建赌场会带来麻烦问题，但不建赌场则麻烦更多。 同样，与全球化时代同步的信息化时代，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也主动与之对接，掌握了主动。所谓信息化，是指以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为核心，以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通讯、信息处理）等高新科技为依托的一种新技术扩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从以物质与能量为重心向以信息与知识为重心转变。由于信息唾手可得，资讯可以共享，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李光耀认为，未来的挑战将是利用最有用效的通讯科技，来让自己同人们继续保持联系及设法做到符合人们的要求。随着人们变得更各有所好，行动党在争取人们的注意力时也必须作出相应改变。 四、改变身段吸引选民参与沟通 为了改进党组织与外界的沟通，行动党12位独立后出生的新进国会议员成立P65小组（即Post 65的缩写，意即后65，指1965年国家独立之后出生的一代），并建立以“P65”为名的网上博客，于2006年10月开始在博客上写日记，记录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如踢足球、孩子幼稚园毕业、欣赏的音乐，也抒发他们对国家事务的看法。年轻议员在网上发表日记，网民的意见也接踵而来。其中包括许多批评的意见，从油价上涨到保留旧建筑物，应有尽有。尽管一些网民的留言尖酸刻薄，却丝毫不减这些议员的兴致。对于网民的留言，他们都非常有耐心地一一回复。行动党认为，网民有反应是好事，表示群众积极主动与议员沟通。 网站只是P65小组的议员们拉近与年轻一代选民距离的五年计划之一。其他计划还包括简化青年组织结构、设立一站式中心来方便年轻人组织活动和提出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要联系年轻人，必须先了解他们的情况，不能直接告诉他们解决的方法。为此，这群年轻议员成立了十多个兴趣小组，如艺术、人道主义、体育、华文教育等。每名议员负责他们熟悉的兴趣小组。目前，P65已成为一个品牌。他们被民众邀请参与各种活动，如街头足球赛、另类音乐演出等。这使他们能够接触形形色色的老中青选民，并吸引了媒体和许多青年组织的注意。一位P65小组的成员说：“身为行动党议员，人们对你的印象马上打折扣。但身为P65小组的一员，我们自然成了人民交谈合作的一个接触点。” 为迎接民主化的挑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还逐步将竞争性选举引入党内，并使权力更替程序化、透明化。竞争性选举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为了适应民主化潮流，行动党对于一些领导人的任用或领导职务的安排也从过去主要实行上级委任转变为渐进推行竞争选举。 五、执政党引入党内选举竞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