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 2008-01-29 近年来全球思想学术界已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那就是该谈道德与领导的政治学与社会学对此黯然无声，似乎谈道德就是“保守”，就是“过时”；谈领导就是“专制”，就是“威权”；于是最重要的这两个问题遂被企管学界全面接收，甚至衍生出了一门新的“领导学”。这方面的著作虽非车载斗量，但从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以降，的确络绎不绝，前后相望，“领导力”的观念也开始渐渐成了主流。 近年来全球思想学术界已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那就是该谈道德与领导的政治学与社会学对此黯然无声，似乎谈道德就是“保守”，就是“过时”；谈领导就是“专制”，就是“威权”；于是最重要的这两个问题遂被企管学界全面接收，甚至衍生出了一门新的“领导学”。这方面的著作虽非车载斗量，但从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以降，的确络绎不绝，前后相望，“领导力”的观念也开始渐渐成了主流。 政治学和社会学不再谈道德，这当然和近代学风有关。美国“南大西洋学报”曾有一期“伦理政治学专号”，当期主编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蓝搏罗波洛士（Vassilis Lambropouios）即指出：“近年来，大家都日益察觉，认同政治已将人文及社会科学的解释研究带向死胡同。过去学界一度希望藉着文化研究对文本、事件、生活和事实的分析，藉以活化语言、文学、历史、社会学或人类学的企图，只达到了部分目标而已。最后反而是文化研究以排他的方式只聚焦在认同及其再现上，反而造成了新世代学者都在比赛着谈受苦和抵抗，整个学界因而充斥着厌烦感和倦怠感。”他对近代学风的许多批评反省，由于太过专业枯涩，不能详述。但总体而言，他认为近代学风太多主义、太集中搞边缘的小而新的话题，对重要的基本问题反而荒疏不理，乃是关键。 另外，近年来率先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主张的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教授雅可比（Russell Jacoby），在他近著《从乌托邦到近视症》里也指出，近代政治及社会科学日益鋀钉化（细微化），只在小而琐碎的地方卖弄聪明，对大问题则不屑一顾，因而他遂说这已造成了一种“零售清醒、批发疯狂”的结果。 另外，人文社会科学不谈领导，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柯文（Tyler Cowen）在他近著《出名的代价》里倒似乎讲到了要点。他指出，近代媒体发达，政治的担当、责任、道德都已不重要。“形象”、“包装”、“行销”反而成了主流。因此，“领袖们藉着娱乐选民，让他们觉得高兴而追求到选票，这固然可以增进亲和性并赢得选举，但却降低了一个领袖应该发挥的道德权威”，“日益看重短期的民意，使得领袖沦为道德的跟随者，而非价值领路人。今天的政治观众远远多过以前任何时代，对这些观众的揣摩也甚于从前。近代民调已使得政客们都被短视这条皮带所栓住”，“一个社会经由商业媒体而出名，不易产生伟大的领袖。就以美国总统这个职位为例，它所产生的乃是拍群众马屁以免被骂的人物”。“政客愈来愈不敢做出较大的冒险选择，因为畏惧反面的民意，遂使得他们只是跟着民意跑，而不敢表达自己的愿景和视野。” 除了上述原因外，我们相信政治不谈领导，大概也和过去历史上的“坏领导”有关。于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干脆少谈“领导”为妙。而可能更重要的，乃是在政治上，道德与领导的平庸化，它所造成的损失要很久才会显露；而跟随民意及媒体而起舞，短期内反正不会有损失。这也是政治日益脱离道德与领导，而变得逐渐“演艺化”（performance）的原因。 但对企业界，特别是那种规模庞巨、员工众多、竞争者环伺的跨国大企业，现在这个时代的竞争加剧，任何商品、创意、市场的占有周期都已大幅缩短。如果公司里一旦高干员工闹出个什么重大负面新闻；或因为公司内部出了影响部门士气的非道德、非纪律事件；或因为一时在领导上松懈了下来而被别人赶过及出了差错，其损失之大将难以估计。甚至还会让一个全球排名极高的公司就此永远挤出了排行榜。近代大公司内部因为非道德、非纪律、领导不良而出的差错多不胜数，怪不得道德与领导这种人文社会科学视为陈腔滥调的项目要被企业学界拿去用了。这也就是说，道德与领导的平庸化，在政治上其结果显露的期间较长，不那么容易被察觉。平庸而懂得作秀，可以蒙混好久。但道德与领导的平庸化在企业界却不然，它负面结果反应快、损失大，很快就会兑现。这种情况在竞争性强，比较尖端、利润率也较高的领域特别明显。当一个公司大到接近国家的规模，它的CEO就愈懂得这个道理。 而最近韩国的李明博为什么在大选时会胜出？为何他所提的“CEO治国”会震动全球，俨然已成了廿一世纪最新兴的口头禅？原因即在于愈来愈多的人已体会到，道德和领导的平庸化，在这个竞争已由公司扩延到国家的时代，它在过去或许还能勉强蒙混，但到了现在已完全不符现实的需要。政治必须恢复它道德与领导的高标准，让整个国家像大公司一样向前冲。作秀是没有用的，实绩才最重要；政治上的道德平庸、官僚习性、领导颟顸都必须成为过去。 在“CEO治国”已全球风行的此刻，我们必须辩正的，乃是“CEO治国”绝非意味着找一些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当官。因为真正的CEO治国，指的是更高水准的以说服取代命令，以激发人们的潜能为大家服务，扬弃一切旧政治的官僚威权和习性。如果不懂这些道理，只是换了一种有老板身份的人当官，官僚习性加上老板趾高气扬的嘴脸，那还不如不要CEO治国还好。领导学里早就指出过，坏的企业人做事，会以业绩来压人，成为另一种“业绩暴政”。真正的CEO治国，则是道德与领导方式的向上提升，两者可别搞混了！ （南方朔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台湾著名评论家）
Month: January 2008
天大研究院 课题组 2008-01-14 显示中国共产党将在三十年前第一次思想解放和1992年第二次思想解放之后，在国家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基础上，再一次解放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冲破任何束缚生产力发展、影响国家社会向前迈进的思想禁锢，进一步强化中国的社会建设和道德建设，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这是中国“新的发展实践中，继续解放思想的指向之所在”。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内地从中央到地方，神州大地从南到北，不少官员都在谈思想解放。但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不久前的一次有关讲话，以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的一篇署名文章。汪洋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要“叫板新加坡”的说法，和施芝鸿《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这篇理论文章，从新的高度和新的视野，对党的十七大之后中央的政策路向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最新动态，从实际操作的层面和思想理论上，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诠释和精彩的点评，传递了精神，点出了方向。显示中国共产党将在三十年前第一次思想解放和1992年第二次思想解放之后，在国家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基础上，再一次解放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冲破任何束缚生产力发展、影响国家社会向前迈进的思想禁锢，进一步强化中国的社会建设和道德建设，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这是中国“新的发展实践中，继续解放思想的指向之所在”。 胡锦涛总书记三句话表达改革目标 汪洋是在去年12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十屆二次全會上发表到任广东省委书记后的这次公开讲话。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汪洋思想开明，作风踏实，对中央精神的理解显然具更高层次，而且他也很了解地方发展的实际情况，因此这样的讲话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备而来。而作为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的施芝鸿，亲身参与中央政策的调研、制订和起草，他这篇于今年1月5日同时刊发在中共中央党校《党政干部论坛》月刊和上海《解放日报》的文章，更绝非仅代表个人意见的泛泛之作，而是从理论上传递了中央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意图。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汪洋的有关讲话和施芝鸿的文章，在发表的时间点上，分别在胡锦涛总书记今年1月1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署名文章，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进行阶段性总结的前后，要在纪念奠定改革开放思想和理论基础的第一轮思想解放运动三十年之际，巧借东风，掀起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除了继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更要向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制度和秩序层面的纵深发展。总书记胡锦涛在文章中宣布，通过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的洗礼”，“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潮流”。他还特别在文章中引用邓小平的原话：“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中华民族已经大踏步赶上世界发展潮流；也清晰表达了中国现阶段的三大目标。胡锦涛总书记把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三大目标归纳为三句话：“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第一次思想解放奠定中国改革开放基础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思想解放的说法并不新奇，但观察中国政情的专家都知道，中央在推行某项重大的决策之前，基本上都是遵循“兵马未动，舆论先行”的规律。将近三十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1978年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并在之后开启了真理标准讨论，终于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实现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重大转折，实现了思想观念的突破和理论的突破，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也在邓小平的布局下，先行营造了舆论氛围。1991年初，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对陪同者表示：“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他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之后不久，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有关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四篇系列文章，“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宣传了邓小平的最新思想，形成了一个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并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将整个思想解放运动推到一个高潮，挣脱了当时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为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和中国经济的起飞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次思想解放推动中国经济起飞 巧合的是，当年的“皇甫平”三作者之一，就是目前发表《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的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施芝鸿。在这篇将近一万两千字的长篇理论文章中，‘解放思想’这个关键词一共出现了46次，充分说明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和这篇文章的核心目的。文章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因此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而由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起点”，因此，“解放思想也必须进入一个新的更高境界”。 显然，由于作者在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地位，并且是署名文章，因此，这篇文章可以认为是在为中国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进行理论铺垫，是党和国家推出新的战略决策前的先行部署，“吹响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进程中，继续解放思想的时代号角”，开始了去年十一月以来，中央媒体已经开始提到的“扬起思想解放风帆，继续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的远航”。 如果说，施芝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从理论上为党和国家继续解放思想建立论述，那么，作为地方封疆大吏的汪洋，则要从施政实践上，为地方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具体的目标。汪洋表示，广东过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因此，广东要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 汪洋为广东定下具体目标的内涵 汪洋为广东定下的赶超目标是不但要在经济上，而且也在社会发展方面，要超过新加坡和韩国。他非常具体地和广东地方书记和市长讨论了广州和深圳的空气污染、水质污染和“城中村”治安混乱问题，非常明白地表达了他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的思想内涵。 汪洋特别引用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在广东说的话：“广东要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不仅要经济上去，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也要上去，两个文明，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超过四小龙。”汪洋意有所指地告诉在座的广东省负责官员：“我们现在超过只是一个方面，他（邓小平）没有说只是经济总量超过啊，而是两方面都要超过”。 他说，今天的“广东也遇到了土地制约，技术贫脊，结构难题，社会冲突，我们必须认识到再一次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用改革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广东排头的地位将难以自保，全面实现小康的社会将难以实现，小平同志托付的任务将难以完成”。 显然，汪洋认为广东未来发展的重点，除了经济方面要有新突破之外，更将重点放在社会公平、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和公民的道德重建上。这实际上是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四位一体”，更是中国今天发展新阶段面临的难题，也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问题。施芝鸿文章点出了这个历史背景：“中共十六大之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并要求全党深入贯彻落实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要在继续解决把中国发展起来问题的同时，着重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要大胆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话中有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