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指出过，就历史阶段而论，十七大所标志的，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已由“摸着石头过河”，到了必须更有自觉，也更有条理的“造桥过河”的阶段。而所谓“造桥过河”以现代术语而言，就是新的“国家建造”过程。这样的过程，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是闭门造车，孤芳自赏。它除了要切合现实，反映未来，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超越性，始能在政治文化上提升自己的高度。除此之外，所有后发的国家，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自身的教训外，也看到更多的国际社会上足资警惕和反省的例证。因而在展望未来的国家建造时，也就必须有更多宏观知识与经验的思维。特别是对于中国，由于它的国家规模巨大，发展之后无论对区域或全球，都势必造成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也是近年来“疑华”甚或“反华”势力活动不断，甚且有扩大之势的原因。最近的‘小鹰号’事件、‘人民币威胁论’、‘太空威胁论’等，都只不过是其荦荦大者。也正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的国家再造，也就更显得急迫。而盱衡总体形势和未来的需要，十七大之后的国家再造，可能已必须在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国家共识的形成、经济思想与实践、国家性格与国际形象的塑造等四大议题上进行基本的再思考与调整了。
一、开放型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的展开
不同的体制有着不同的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中国近年来或因过去的负面教训，或因畏惧被人丑化为“造神运动”，领袖和领导群普遍都採低调方式为之。有关重大国际与国内事务，多来皆由各级发言人发表评论，鲜少有主要领导人站上第一线。在领导的风格与模式上，这是一种“体制领导”。我们固不能否认“体制领导”的特性，但对百废待兴的中国，“体制领导”则会由于它的反应性与创造性不足，而拖迟了改革的步伐。
因此，现阶段的中国已必须到了开创出一种新的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的时候了。现在的领袖和未来的领袖必须更积极地在国际社会抛头露面，将自己国家的作为与限制对国际社会发声，以争取支持、同情和理解，也将中国价值所期望的国际愿景是什么，向世界做出表示，以期能对未来的世界秩序做出贡献；同时也应更主动地对中国内部的国民更加接近和多做讲话，俾呼唤出国民向上的时代气氛。当现在和未来的领袖能展现出这种新的风格，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恶意刻板印象即无所用武之地，而本国国民也能在领袖的呼唤下，带动出新的时代气氛。中国的新气象，不可能由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产生，它只能被新的领袖风格带动出来。好的领袖风格是国民集体精神向上提升，而不至于在细节问题上分歧内耗的最大动力。当代‘领导学之父’班尼斯（Warren Bennis）即指出：“领导者肩负着创造社会意识的重要任务。他们是社会道德统一的表征，且具有使社会团结的价值。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周密地构思，并清楚地表达他们的目标，引领大家跳脱琐碎的格局，超越撕裂社会的衡突，共同为值得付出的事业尽最大的努力。”
其实，根据近代领导学的划分，领袖有三种类型：（一）是煽动型领袖。这种领袖有时候有助于面对国家危难，但其问题则在于它必然形成擅权专制，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危难。这种事情中国人当最有体会。（二）是管理型领袖。它以“体制领导”和体制所形成的惯性为依归，它有习惯上的方便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效率，但它的惯性即惰性，在这个外部全球化以及内部多样化复杂化的时代，即难免拖迟改革的步调，甚至还会累积民怨。（三）是开放式、愿景式的领袖。它以多出一阶的高度，带动群体的向上提升，当代另一位领导学权威伯恩斯（James H. Burns）指出，“好的领导出现在领导者及跟随者将彼此的活力及品行都提升到更高境界之际”。
而我们切勿认为这种好领导只是徒托空言。由历史的见证，人们早已公认美国昔日的两位总统华盛顿和林肯，对美国早期国家性格的形成具有无比的贡献，特别是林肯在召唤出人们“被更好的心中天使所触摸”上更是具有改变时代的意义。国家要伟大，必须领袖的心先伟大，然后人民才可能跟着上升。这并不一定要靠舌灿莲花的本领，也不是所谓的作秀，而是要更多的远见、智慧、诚恳、关怀与谦卑。当今日和未来的领袖能表现出这样的特质，这个国家就会彻底的不同。
中共十七大之后，已正式启动未来领袖的评议秩序，要求各级主要干部表达意见。这当然是党内民主的一大进步。但我们必须指出的，乃是这种评议如果要切实有效，则必须让未来领袖有更大的表现空间，在表现中让他们的气质、器宇、智慧等得以袒露，评议工作也才有所来。如果缺乏了这种表现空间，评议工作即很容易沦为猜上意、摸行情、搞派系。苟若如此，评议即难免与原先的意旨有所偏离。
百年来的中国，内忧外患不绝，由于形势非由我所造，因而中国只得被迫因应，且战且走，难以形成自主的国家建造策略和思维，但到了现在，终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开放已有了初步的成就，但新的内外问题却又迎面而至。这时候，一种更有凝聚性的新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的确已到了必须展开的时候了。欧美国家的领袖经常都会在面对问题时站在第一线，这不只是为了选票而已，它也有带领人们之意。领袖走在前面，对人民的心声也会更加接近，也更会激发出领袖的责任心和改革速度。
二、国家共识的形成
任何社会，都明言或不明言的具有某种秩序，以及这种秩序所形成的主流共识。共识乃是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西方社会在前民主时代，政治阶级，具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级，再加上教会的规范力量，这乃是西方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在古代中国，则以政治阶级与缙绅制度为核心，建构出了古代的秩序。而到了现代，由于过去社会的发展长期停滞，秩序的建构与维系，主要都是依靠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为之。其他社会角色都依附于“国家机器”，这是中国近代‘一条鞭’的秩序。但随着经济的成长，社会群体的分化，加上媒体的发达，过去那种秩序构造显然已到了开始不符需要，而且动辄捉襟见肘的时候。面对这种新的情况，如果扩大既有程序的加盟力量，在稳定中加速进步，遂成了必须严肃思考的的新课题。而一种不涉及利益输送的“官—产—学”有机联盟，或许可成为社会重建与提升的新基础。而这也是将新兴企业阶层“社会化”，使其脱胎换骨，摆脱“贪婪”形象，强化其社会与道德情操的不二法门。
其实，任何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府，都必须有“企业力”和“学术力”的辅弼。“企业力”所代表的是一种“管理理性”，它讲究具体事务具体分析，着重问题解决之能力，以及成本效益的掌控。而将“企业力”导入公共事务，对新兴国家而言，也是让企业家脱离开放初期，一切有如原始丛林，因而企业家也成了冒险家的这种不良形象，并让他们对国家社会做出更大的回馈。“企业力”在公共事务上，可以反映在社会公益如慈善、奖学、倡导新价值等方面；也可以反映在组成智库及议题研究组织等方面。我们不能以“中国企业家资本累积的规模不大”为理由，而疏忽了“企业力”的作用。一九三零年代，美国先驱学者林德曼（Edward C. Lindeman）乃是全球最早研究并鼓吹企业基金会的人物，他在《财富与文化》一书里即指出，企业财富对一个社会的秩序而言，具有“社会工程师”般的重要地位。若企业界只追求利润、豪宅、奢侈的消费，则不但伤害到它自身，也会让整个秩序里多出愤怒之声。只有“企业力”被引进公共领域，它才可以让整个体制产生更大的正当性。
至于“学术力”，同样也是一个值得扩大开发的社会及文化资源。现代化的政府都必须以学术力为顾问、为诤友、为结盟伙伴，这在欧美早已成为惯例。而在新兴国家里，目前正参选南韩总统的首尔市长李明博，在市长任内即和首尔数十所大学签约结盟，以“学术力”为新构想和新做法的发动机之一。首尔这个城市在近年里进步神速，“学术力”和“知识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官—产—学”的有机结盟形成，国家的气象、秩序的稳定性，以及未来的愿景皆必然更加清晰，并可获得人民的认同。
三、经济思想与实践的重新展开
最近这段时间，全球经济持续动荡。如果扼要叙述，我们可以说，这乃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已走到了强弩之末。于是它的股市于二零零一年崩盘于前、房市于二零零七年崩盘于后，连带的引发严重的次贷风暴，由房贷债务衍生出的CDOS市场，不但造成美国金融系统的混乱与紧缩，甚至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美国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元持续贬值，而全球美元也跟着四处乱窜，使得各国的股市、汇市、房市、油市、原材料市场、甚至古董市场也都为之起伏不定。
这一波以美国为中心所造成的全球动荡，就全球经济而论，它所显示的意义有二：
其一，它代表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美元时代已走向尾声。这也代表了以美元为中心的经济秩序开始松动。这和全球政治多边主义的兴起、单边主义的难以为继有着桴鼓相应的关系。至于未来的政经新秩序为何，则目前似乎仍言之过早。这波动荡因而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其二，它所代表的，乃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难以为继。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在概念上指的乃是全球化之下的“通俗资本主义”（popular capitalism），它否定了国家的经济调控角色，希望以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市场来主控一切。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因而也是一种富人资本主义。
那么，这一波经济动荡，对于新兴国家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启示呢？在此我们可以举最向新自由主义经济靠拢的印度为例。印度过去在社会主义阶段，平均成长率仅为百分之三，因而使得国际经济界称低成长为“印度式的成长”。然而自从印度改走自由化路线后，其平均成长已达百分之七。二零零六年甚至到了百分之九点四的成长率，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高成长地区。只是印度近年来的高成长乃是“为了成长而成长”的成长类型——由于基础建设和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对成长的贡献反映的较慢，因而它遂“对资本友善”，大力引进短期外资投入房市股市，也持续持低利策略，将本国资金也导入股市房市及消费。近年来印度房价与股价翻了许多倍，消费也带动了市面的超级繁荣。只是由此一来，不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甚至造成进口过渡扩张，物价也迅速上涨，都市边缘的地价上涨也使得营建集团与政府合作加速驱逐这些地段的穷人。因而粮价上涨的粮食暴动和土地暴动遂不断发生。而印度最基本的文盲问题、农村建设问题、以及公共设施问题如水电及道路问题等皆毫无进展。一种不能分享、不能因为提高国民素质而让经济持续发展的模式，即不能算发展，而只能算阶段性的假繁荣。英国《经济学人》在评比许多国家后将印度经济列为风险最高的国家。这不是没有理由的。由印度的例子显示出：
其一，乃是印度缺乏了本身自主的经济发展思维与策略，因而一切决策遂多被所谓的投资理财分析所诱导。当一国政策只为国际游资及本国特定有钱阶级服务，这种决策不但无益于本国大众，反而制造出了国际游资对印度财富的洗劫。
其二，乃是印度原本即有顽强的种姓歧视，而这种种姓歧视又在资本逻辑下被进一步强化，使得印度政府对于应当努力的基础投资和农村建设形同荒芜。当民智和基础设施不能改善、上层所发动的经济发展即不可能下滴到基层。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沈恩（Amartya Sen）曾指出印度经济缺乏“可分享的持续发展动能”，实在是一语中的之论。
而我们不容讳言，近年来由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发言权早已被华尔街投资机构的分析师们所垄断，他们取代了传统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角色，并制造出高伯瑞（J.K. Galbraith）所谓的“习以为常似是而非的见解”（conventional wisdom），于是人们遂误以为股市好即经济好，房市好即代表了繁荣。这种见解扭曲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判断与政策思维。而在实践上，当然也造成了许多国家的资源误置，强化了贫富差距的绝对化。印度是个特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国家，也都或多或少被其左右。也正因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偏差有所警觉，今年（二零零七）法国遂正式设置了“法兰西经济学院”，要展开另一种更符合公平原则的经济学。法国最近这段期间在世界金融问题上会提出主张，要求对美国主要的三大评级机构进行责任追究，因为债务衍生性金融商品其实已涉及制度性的诈欺。法国也要求美国应放弃“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这种传统心态，必须主动负责加以稳定。
在此举出印度和法兰西经济学院，目的是在强调，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已千疮百孔，美元时代已开始逐渐淡出的时刻，中国无论为己为世界，都已到了必须有不同经济思维与策略的时候了。当有了自主性的经济思维，始可藉由财税与政策调控，为自己的经济打造出符合公平原则，也对环境友善的新经济政策和经济论述。当对国际经济有了思维与策略，始可为将来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做出有利的贡献。个人一向认为中国应有更积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机构。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领域，我们长期以来都盛行鲁迅所谓的“拿来主义”，现在应到了自己该有所创发的时候了。
四、国家性格与国际形象的塑造
近年来，由于广告公关等的渗入政治，所谓“国家行销”和“国际形象”之类的问题已俨然成了最时髦的话题之一。特别是在美国，布什（布希）政府为强化行销，已相继委任“美国品牌塑造皇后”这个广告界教母夏洛特·比尔斯（Charlotte Beers）以及有“公关教母”之称的凯伦·休丝（Karen Hughes）为国务院的第三号人物——主管公共政策的副国务卿。
但值得注意的是，比尔斯与休丝虽然都是美国最大的广告和公关公司负责人，但她们转换跑道，担任“国家形象”化妆师之后，却都表现平庸。原因即在于布什政府的黩武好战风格，再怎么包装也不可能好看。当商品本身已有了问题，行销包装即失去了用武之地。
除此之外，许多人应当都看过多位好莱坞红星所主演的《桃色风云摇摆狗》（Wag the Dog）这部电影。它谈的也是政治行销，而且是欺骗式的行销。例如电影里到处挂球鞋，是在嘲讽里根（雷根）当年所搞的“黄丝带运动”，用于打击卡特总统；而电影里找一个美国女孩抱着小猫扮演假难民，则是在嘲讽美国伟达公关公司(Hill & Knowlton）在第一次波湾战争时，找了科威特驻美大使的女儿，让她假扮护士难民到众议院人权会议上作伪证：她宣称伊拉克士兵闯入医院，把十五个保温箱里的婴儿拖出来，让婴儿在寒冷的地上冻死。这种煽情的谎言当时上了媒体头条，对丑化伊拉克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后来被揭穿是谎言，让所谓的“政治行销”搞得声名狼藉。
在此举出美国的这些故事，目的是要说明：在目前这个媒体时代，“国家形象”这个问题早已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战场，它不闻硝烟，没有人因此而阵亡，但所造成的伤害有时候更甚于真实的战争。由于这种战争没有人死亡，它也使得这种战争更倾向于不择手段。说谎、造谣、扭曲、断章取义等都成了家常便饭。
也正因此，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保卫及重塑国家形象，已日益成为一个严峻的课题。特别是目前国际多边势力的竞争日厉，国家形象这个战场就显得格外重要。在形象上被对手打败，即意味着它的国家性格与角色被非法化，国家权益也遭到褫夺。由于中国目前已到了由于持续成长而开始出头露面的时候，在国家形象上遭到打击当然也就格外密集和猛烈。
对于这种不欲的情况，愤怒是没有用的。在并不对等的国际语境因素下，愤怒只会坐实了别人说你的“不理性”；找外国公关广告公司代为行销，其效果也极短程和有限。根本之道仍在于如何自求改变，如何自我呈现，以及如何创造出一个更有效的呈现结构。
在自求改变部分，前面已提到了领袖角色至为重要。领袖乃是国家的代表，国家性格的象征。当领袖能随时站上国际舞台，表现得不卑不亢，而且具有一定的价值高度，许多投掷过来的箭矢也将无用武之地。设若一个政府能管理良好，共识清晰，展现出相当程度的国家性格，而国民的“更好天使”也能浮现，国际形象当会有全新的局面。
而在自我呈现部分，如果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话语和国家呈现模式进行深入的探讨，即可发现我们的呈现方式普遍皆极其平淡、贫乏、直接，在呈现中显露不出人文关怀和自我期望。我们当官的，总是说着官式语言，而百姓也语言直接，少见厚度。这种语言现象同样也显露在诸如国家的呈现上。如果我们查考历史上的著名演说，这种感慨当会更深。如何在自我呈现上显露出更强的感召力与道德高度，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来共同思考。
而在改善呈现结构上，我们曾主张过，在这个国际资讯垄断化的时代，开创新的资讯结构，与区域国家合作创设新的资讯网络，让自己有更多参与的平台，这乃是所谓“软实力”的重要成分。这也意味着当我们谈论区域合作时，并不只能在经贸、国家安全等方面而已，文化与资讯方面的合作可能更为迫切。
五、小结：勿忘思想力与知识力
当今中国百废待兴，就国家内部而言，现在已到了必须展开国家再造的时刻；就外部而言，现在也到了中国以新的精神和更大的力量参与国际活动的时候。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地区，无论为己为人，都必须在这个再造与参与的过程，高度发挥思想力与知识力。中国的兴起，不是一个国家的兴起而已，它必须代表了一种可能性的兴起。这才具有真正的意义。中国在制度上、经济模式上、社会形态上，能对人类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这种器宇或许才是我们该有的期望！
（南方朔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台湾着名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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