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 2007-12-27 正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的国家再造，也就更显得急迫。而盱衡总体形势和未来的需要，十七大之后的国家再造，可能已必须在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国家共识的形成、经济思想与实践、国家性格与国际形象的塑造等四大议题上进行基本的再思考与调整了。 我们曾经指出过，就历史阶段而论，十七大所标志的，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已由“摸着石头过河”，到了必须更有自觉，也更有条理的“造桥过河”的阶段。而所谓“造桥过河”以现代术语而言，就是新的“国家建造”过程。这样的过程，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是闭门造车，孤芳自赏。它除了要切合现实，反映未来，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超越性，始能在政治文化上提升自己的高度。除此之外，所有后发的国家，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自身的教训外，也看到更多的国际社会上足资警惕和反省的例证。因而在展望未来的国家建造时，也就必须有更多宏观知识与经验的思维。特别是对于中国，由于它的国家规模巨大，发展之后无论对区域或全球，都势必造成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也是近年来“疑华”甚或“反华”势力活动不断，甚且有扩大之势的原因。最近的‘小鹰号’事件、‘人民币威胁论’、‘太空威胁论’等，都只不过是其荦荦大者。也正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的国家再造，也就更显得急迫。而盱衡总体形势和未来的需要，十七大之后的国家再造，可能已必须在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国家共识的形成、经济思想与实践、国家性格与国际形象的塑造等四大议题上进行基本的再思考与调整了。 一、开放型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的展开 不同的体制有着不同的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中国近年来或因过去的负面教训，或因畏惧被人丑化为“造神运动”，领袖和领导群普遍都採低调方式为之。有关重大国际与国内事务，多来皆由各级发言人发表评论，鲜少有主要领导人站上第一线。在领导的风格与模式上，这是一种“体制领导”。我们固不能否认“体制领导”的特性，但对百废待兴的中国，“体制领导”则会由于它的反应性与创造性不足，而拖迟了改革的步伐。 因此，现阶段的中国已必须到了开创出一种新的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的时候了。现在的领袖和未来的领袖必须更积极地在国际社会抛头露面，将自己国家的作为与限制对国际社会发声，以争取支持、同情和理解，也将中国价值所期望的国际愿景是什么，向世界做出表示，以期能对未来的世界秩序做出贡献；同时也应更主动地对中国内部的国民更加接近和多做讲话，俾呼唤出国民向上的时代气氛。当现在和未来的领袖能展现出这种新的风格，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恶意刻板印象即无所用武之地，而本国国民也能在领袖的呼唤下，带动出新的时代气氛。中国的新气象，不可能由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产生，它只能被新的领袖风格带动出来。好的领袖风格是国民集体精神向上提升，而不至于在细节问题上分歧内耗的最大动力。当代‘领导学之父’班尼斯（Warren Bennis）即指出：“领导者肩负着创造社会意识的重要任务。他们是社会道德统一的表征，且具有使社会团结的价值。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周密地构思，并清楚地表达他们的目标，引领大家跳脱琐碎的格局，超越撕裂社会的衡突，共同为值得付出的事业尽最大的努力。” 其实，根据近代领导学的划分，领袖有三种类型：（一）是煽动型领袖。这种领袖有时候有助于面对国家危难，但其问题则在于它必然形成擅权专制，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危难。这种事情中国人当最有体会。（二）是管理型领袖。它以“体制领导”和体制所形成的惯性为依归，它有习惯上的方便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效率，但它的惯性即惰性，在这个外部全球化以及内部多样化复杂化的时代，即难免拖迟改革的步调，甚至还会累积民怨。（三）是开放式、愿景式的领袖。它以多出一阶的高度，带动群体的向上提升，当代另一位领导学权威伯恩斯（James H. Burns）指出，“好的领导出现在领导者及跟随者将彼此的活力及品行都提升到更高境界之际”。 而我们切勿认为这种好领导只是徒托空言。由历史的见证，人们早已公认美国昔日的两位总统华盛顿和林肯，对美国早期国家性格的形成具有无比的贡献，特别是林肯在召唤出人们“被更好的心中天使所触摸”上更是具有改变时代的意义。国家要伟大，必须领袖的心先伟大，然后人民才可能跟着上升。这并不一定要靠舌灿莲花的本领，也不是所谓的作秀，而是要更多的远见、智慧、诚恳、关怀与谦卑。当今日和未来的领袖能表现出这样的特质，这个国家就会彻底的不同。 中共十七大之后，已正式启动未来领袖的评议秩序，要求各级主要干部表达意见。这当然是党内民主的一大进步。但我们必须指出的，乃是这种评议如果要切实有效，则必须让未来领袖有更大的表现空间，在表现中让他们的气质、器宇、智慧等得以袒露，评议工作也才有所来。如果缺乏了这种表现空间，评议工作即很容易沦为猜上意、摸行情、搞派系。苟若如此，评议即难免与原先的意旨有所偏离。 百年来的中国，内忧外患不绝，由于形势非由我所造，因而中国只得被迫因应，且战且走，难以形成自主的国家建造策略和思维，但到了现在，终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开放已有了初步的成就，但新的内外问题却又迎面而至。这时候，一种更有凝聚性的新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的确已到了必须展开的时候了。欧美国家的领袖经常都会在面对问题时站在第一线，这不只是为了选票而已，它也有带领人们之意。领袖走在前面，对人民的心声也会更加接近，也更会激发出领袖的责任心和改革速度。 二、国家共识的形成 任何社会，都明言或不明言的具有某种秩序，以及这种秩序所形成的主流共识。共识乃是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西方社会在前民主时代，政治阶级，具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级，再加上教会的规范力量，这乃是西方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在古代中国，则以政治阶级与缙绅制度为核心，建构出了古代的秩序。而到了现代，由于过去社会的发展长期停滞，秩序的建构与维系，主要都是依靠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为之。其他社会角色都依附于“国家机器”，这是中国近代‘一条鞭’的秩序。但随着经济的成长，社会群体的分化，加上媒体的发达，过去那种秩序构造显然已到了开始不符需要，而且动辄捉襟见肘的时候。面对这种新的情况，如果扩大既有程序的加盟力量，在稳定中加速进步，遂成了必须严肃思考的的新课题。而一种不涉及利益输送的“官—产—学”有机联盟，或许可成为社会重建与提升的新基础。而这也是将新兴企业阶层“社会化”，使其脱胎换骨，摆脱“贪婪”形象，强化其社会与道德情操的不二法门。 其实，任何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府，都必须有“企业力”和“学术力”的辅弼。“企业力”所代表的是一种“管理理性”，它讲究具体事务具体分析，着重问题解决之能力，以及成本效益的掌控。而将“企业力”导入公共事务，对新兴国家而言，也是让企业家脱离开放初期，一切有如原始丛林，因而企业家也成了冒险家的这种不良形象，并让他们对国家社会做出更大的回馈。“企业力”在公共事务上，可以反映在社会公益如慈善、奖学、倡导新价值等方面；也可以反映在组成智库及议题研究组织等方面。我们不能以“中国企业家资本累积的规模不大”为理由，而疏忽了“企业力”的作用。一九三零年代，美国先驱学者林德曼（Edward C. Lindeman）乃是全球最早研究并鼓吹企业基金会的人物，他在《财富与文化》一书里即指出，企业财富对一个社会的秩序而言，具有“社会工程师”般的重要地位。若企业界只追求利润、豪宅、奢侈的消费，则不但伤害到它自身，也会让整个秩序里多出愤怒之声。只有“企业力”被引进公共领域，它才可以让整个体制产生更大的正当性。 至于“学术力”，同样也是一个值得扩大开发的社会及文化资源。现代化的政府都必须以学术力为顾问、为诤友、为结盟伙伴，这在欧美早已成为惯例。而在新兴国家里，目前正参选南韩总统的首尔市长李明博，在市长任内即和首尔数十所大学签约结盟，以“学术力”为新构想和新做法的发动机之一。首尔这个城市在近年里进步神速，“学术力”和“知识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官—产—学”的有机结盟形成，国家的气象、秩序的稳定性，以及未来的愿景皆必然更加清晰，并可获得人民的认同。 三、经济思想与实践的重新展开 最近这段时间，全球经济持续动荡。如果扼要叙述，我们可以说，这乃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已走到了强弩之末。于是它的股市于二零零一年崩盘于前、房市于二零零七年崩盘于后，连带的引发严重的次贷风暴，由房贷债务衍生出的CDOS市场，不但造成美国金融系统的混乱与紧缩，甚至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美国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元持续贬值，而全球美元也跟着四处乱窜，使得各国的股市、汇市、房市、油市、原材料市场、甚至古董市场也都为之起伏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