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 2007-11-02 “一个社会愈是落后于其他社会，则它的革命目标也就愈分散愈深层；知识分子愈是意识到这种落后，则他们的使命感就会愈大，并愈会常常受到诱惑而逃进幻想和迷思中；一个革命愈是想一杆到位达到所有的目标，则该目标将变得更遥远并终究成为不可能。” “一个社会愈是落后于其他社会，则它的革命目标也就愈分散愈深层；知识分子愈是意识到这种落后，则他们的使命感就会愈大，并愈会常常受到诱惑而逃进幻想和迷思中；一个革命愈是想一杆到位达到所有的目标，则该目标将变得更遥远并终究成为不可能。” ——摩洛哥穆罕默德第五大学教授Abdallah Laroui 中共十六届七中全会后，紧接着又是全球瞩目的十七大。 为了试着替这两项会议作出一个历史定位，我最近特地将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共党史和中国演变作了一番回顾与爬梳，并发现到这两项会议实在是有重大的历史转折意义： 其一，过去的改革开放，基本上乃是邓小平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过程。它在思想方法上是一种实用主义，但所有的实用主义本质上都只有短中期效果，照顾不到它所累积的长期负面效应，如城乡差距、贫富不均、医疗及教育等资源分配失衡、由于发展而造成的生态环境冲击；以及其他如官僚体系贪腐和特权扩大，特定种类的产业如矿工等类似新奴隶制的剥削现象开始出现。因此，现阶段已到了“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实用主义功成身退的时候，未来已必须进入一个更有“国家目的性”的“建造桥梁过河”的新阶段。这两项会议就历史定位而论，可以说即是在替这个新阶段走出第一步。 其二，回顾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发展，由于初期的落后与动乱，以及当时那种“超英赶美”、一杆到位的左倾迷思与幻想，在一九五八至六零年间曾出现以“稳定政治和公有制度、促进经济加速发展”的所谓“总路线”，加上后来的“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它统称为“三面红旗”。根据波兰近代语言学家普罗巴干底（Jezyk Propagandy）、美国学者格罗斯（Jan T. Gross）等人的分析方法，我们已可确定“总路线”那个时代的官方语言概念，其实有着下述三种特性： 它的语言概念皆高度诡辩和具有修辞性，语言里充斥着字辞的虚幻不实图像，因而它是一种图像语言。 它的语言和语法具有刚硬、严肃的指令形式。这也意味着它形同是由口号或一连串口号组成一个句段或句子。 它的语言表述里将“是什么”（what is）和“要怎么”（what ought to be）这两种“描述”与“规范”的差别取消，因而语言已不可能容得下推理论证的空间，而只剩下“定义”。 因而，“总路线”那个时代，由时代的处境到语言行为，会发展成中国的灾难也就一点都不让人觉得意外。整个后来的改革开放， 其实也就是对过去所做的扭转。而到了今天，由“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以人为本”等口号的提出，可以说乃是过去“总路线”之后另一个新的“总路线”。而两者的不同，在于这次的这些口号，它的文化脉络与语言意涵已有了完全不同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