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November 2007

    2007-11-09 一项探讨中国和平发展前景与世界关系的大型国际研讨活动日前在北京举行,将近两百位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一流专家和智库学者、包括著名国际问题学者、防务专家和经济专家以及政界要人汇聚一堂,围绕当前中国发展所面临的课题与世界的关系,互相交换看法,各抒己见,取得了重要成果,不但达成了对和谐世界的共识,增加了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解,而且促进了相互间的沟通、交流和了解。 这个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天大研究院、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等联合主办的“中国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国际研讨会,是在十一月八日至九日在北京举行的。包括德国前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中国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出席了研讨活动。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傅成玉、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孙振宇、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俄罗斯前驻华大使罗高寿(Igor A. Rogachev)等参加了研讨发言。主持人则包括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杨文昌、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陈健以及前驻英国大使查培新等。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共分六个专题,包括“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景”、“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关系”、“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安全”、“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经济(贸易、金融、投资)”、“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经济(能源、资源、环境)”以及“文明多样性与和谐世界”等。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桑顿(John L. Thornton)、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紘一、美国乔治. 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理事长大河原良雄、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韩国前驻华大使郑钟旭以及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副院长弗朗西斯. 维理奥(Francis Verillaud)等参加了专题讨论。澳大利亚罗维国际政策研究所所长艾伦.金杰尔(Allan Gyngell)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发表了主旨讲话,阐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立场。他表示,中国将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同时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中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党和政府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理念,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历史与现实国情以及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符合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专程前来参加研讨会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则在午餐演讲中,强调了中国在世界上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强调了中国对于德国的重要性,强调了德中关系的战略意义。施罗德以其担任德国总理期间处理两国关系作为范例,表示理解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和政治立场,但作为国家领导人,更应从和谐世界的角度,从国际和谐关系的大局,从各自的国家利益来考虑问题,比如他和他的前任在担任德国总理期间,从没有接见过达赖喇嘛。施罗德的这个说法,显然表达了他不同意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不久前接见达赖喇嘛的做法,表明了他对中德关系的重视。施罗德在从1998年10月至2005年11月担任德国联邦总理期间,曾六次访问中国。 事实上,唐家璇和施罗德的讲话,凸显了这项研讨活动的重要意义,而与会学者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更说明了这次研讨会的地位。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杨文昌则在总结中认为,这次研讨会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借此搭建了国际关系讨论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  
南方朔 2007-11-02 “一个社会愈是落后于其他社会,则它的革命目标也就愈分散愈深层;知识分子愈是意识到这种落后,则他们的使命感就会愈大,并愈会常常受到诱惑而逃进幻想和迷思中;一个革命愈是想一杆到位达到所有的目标,则该目标将变得更遥远并终究成为不可能。”   “一个社会愈是落后于其他社会,则它的革命目标也就愈分散愈深层;知识分子愈是意识到这种落后,则他们的使命感就会愈大,并愈会常常受到诱惑而逃进幻想和迷思中;一个革命愈是想一杆到位达到所有的目标,则该目标将变得更遥远并终究成为不可能。” ——摩洛哥穆罕默德第五大学教授Abdallah Laroui   中共十六届七中全会后,紧接着又是全球瞩目的十七大。 为了试着替这两项会议作出一个历史定位,我最近特地将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共党史和中国演变作了一番回顾与爬梳,并发现到这两项会议实在是有重大的历史转折意义: 其一,过去的改革开放,基本上乃是邓小平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过程。它在思想方法上是一种实用主义,但所有的实用主义本质上都只有短中期效果,照顾不到它所累积的长期负面效应,如城乡差距、贫富不均、医疗及教育等资源分配失衡、由于发展而造成的生态环境冲击;以及其他如官僚体系贪腐和特权扩大,特定种类的产业如矿工等类似新奴隶制的剥削现象开始出现。因此,现阶段已到了“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实用主义功成身退的时候,未来已必须进入一个更有“国家目的性”的“建造桥梁过河”的新阶段。这两项会议就历史定位而论,可以说即是在替这个新阶段走出第一步。 其二,回顾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发展,由于初期的落后与动乱,以及当时那种“超英赶美”、一杆到位的左倾迷思与幻想,在一九五八至六零年间曾出现以“稳定政治和公有制度、促进经济加速发展”的所谓“总路线”,加上后来的“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它统称为“三面红旗”。根据波兰近代语言学家普罗巴干底(Jezyk Propagandy)、美国学者格罗斯(Jan T. Gross)等人的分析方法,我们已可确定“总路线”那个时代的官方语言概念,其实有着下述三种特性: 它的语言概念皆高度诡辩和具有修辞性,语言里充斥着字辞的虚幻不实图像,因而它是一种图像语言。 它的语言和语法具有刚硬、严肃的指令形式。这也意味着它形同是由口号或一连串口号组成一个句段或句子。 它的语言表述里将“是什么”(what is)和“要怎么”(what ought to be)这两种“描述”与“规范”的差别取消,因而语言已不可能容得下推理论证的空间,而只剩下“定义”。 因而,“总路线”那个时代,由时代的处境到语言行为,会发展成中国的灾难也就一点都不让人觉得意外。整个后来的改革开放, 其实也就是对过去所做的扭转。而到了今天,由“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以人为本”等口号的提出,可以说乃是过去“总路线”之后另一个新的“总路线”。而两者的不同,在于这次的这些口号,它的文化脉络与语言意涵已有了完全不同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