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 2007-07-27 香港回归十周年时，陈水扁投书美国的《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在“一国两制”、“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两岸共同市场”等问题上表示反对，这仍是在为他一向的台独立场张目。 香港回归十周年时，陈水扁投书美国的《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在“一国两制”、“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两岸共同市场”等问题上表示反对，这仍是在为他一向的台独立场张目。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媒体并不是我们所以为的“自由媒体”，而是和多数国家一样，都是立场先行。媒体根据本身的信念和立场来决定评论的调性。因而陈水扁会投书《华盛顿时报》而《华盛顿时报》会刊登他的投书，这绝非偶然的相合。而是“选择性的接近”。如果我们经常注意美国的媒体，当早已发现《华盛顿时报》乃是“中国威胁论”最早的宣传旗手，该报也从未隐瞒过它支持台独的立场。因而我们遂必须先来理解，《华盛顿时报》究竟是份什么样的报纸？该报的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前哈佛大学教授萨洛玛三世（John S. Saloma III）在他那本分析美国保守势力基本结构的著作《恶兆政治学：美国新保守派结构迷宫》里就已指出，美国保守右翼乃是个庞大无比的结构，它由智库、基金会、宗教团体、大公司、媒体、学校组织为盘根错节的组成，而创办于一九八二年的《华盛顿时报》作为极右宣传机器而言，乃是极为重要的一个。 一般正常的媒体只是“看门狗”（watch dogs），但《华盛顿时报》却是主动的“攻击狗”（attack dogs）。经过廿多年的演变，这份报纸已成了美日韩极右势力的宣传机器。美国中情局和五角大厦也持续用它当政治气球，俾为特定的政策造势。媒体的这种身份，使得中情局等机构可以用它来做许多官方不便做的事。例如，近年来全球的“非政府组织”（NGO）大盛，许多重要国际会议，各国政府这边在开，各种“非政府组织”也同时召开会外会。如果能掌控“非政府组织”的联合会，美国的支配性即会更强。《华盛顿时报》在这方面即扮演着重要角色。《华盛顿时报》在地位和销量上与传统大报如《纽约时报》等当然完全没得比，但它能发生的作用并不更小。《华盛顿时报》是个不能低估的媒体。 而要说《华盛顿时报》，当然必须由南韩“统一教”教主文鲜明说起。他是《华盛顿时报》的创报老板。文鲜明一九二零年生于朝鲜半岛西北边，属于今日北朝鲜地区。从他出生到廿五岁，他都在日本殖民政权统治之下。战后韩国独立，他一度迁去南韩，最先信奉一个以色列神秘教派，而后到北韩传教，但被认为是邪教而遭逮捕入狱。韩战爆发后，关他的监狱被美军解放，他遂率先获释。接着他相继迁釜山与汉城（即今首尔）传教。一九六一年南韩的金钟沁筹设“南韩中央情报局”，他被网罗为外围。一九六二年后，文鲜明被委以改善韩日关系的责任。于是韩日双方的极右势力开始有了连结。而后文鲜明网罗的重要日方桥梁人物，即曾经被囚巢鸭监狱的二级战犯笹川良一及兒玉誉士夫。其中的兒玉在日本侵华时，曾为海军本部情报机关首脑，人称“兒玉机关”。这两人同时也是“山口组”的主要权力掮客。有了这重关系，文鲜明的财源日广。他不但在极右的“亚洲人民反共联盟”（简称“亚盟”）里影响力日增，并进而推动成立“世界人民反共联盟”（简称“世盟”），他的“统一教”也开始进入美国。 从一九六二年进入美国到一九八二年成立《华盛顿时报》的这廿年间，乃是文鲜明不得意的年代。这个阶段的美国，整体社会仍以世俗化的自由派为主轴，对极右意识形态并不接受。加上“统一教”作风神秘，且是外来宗教，当然招致美国宗教界的排挤。而他那种好战的极右思想，也让诸如美国中情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国防情报局摸不清底细。美国调查作家派瑞（Robert Perry）曾搜集了许多官方档案，显示出“统一教”曾长期受到监控，称之为乱搞性关系的邪教。但历年来追查他的资金来源，查到日本后就再也查不下去了。这似乎显示出他的主要资金来源可能是日本的特务系统及“山口组”。 但是，尽管美国主流对他并不接受，文鲜明对当时极少数的极右势力仍百般拉拢。例如一九七二年至七四年间，尼克松（尼克森）因水门案而身败名裂，只有“统一教”力挺到底，让尼克松感激莫名，下台前特别召见致谢。一九七五年美国越战失败后，右翼渐兴，“统一教”更扩大对共和党的政治献金。共和党主要募款机构“共和党全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主席杜南（John T. Dolan）和众议员福雷塞（Donald Fraser）等收了大量献金，闹出所谓“韩国门”（Koreagate）丑闻。一九八二年文鲜明并因此而被判刑十八个月。...
Month: July 2007
谭卫儿 2007-07-10 “回归十年，香港成功落实了“一国两制”。这是官方给香港过去十年的定调。然而, 七月一日, 当访港的国家主席胡锦涛说“一国两制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不能分割, 更不应互相对抗”时，却显示香港的“一国两制”，在落实层面上还有一些误区需要理清，香港社会对 “一国两制”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解, 甚至曲解。 “回归十年，香港成功落实了“一国两制”。这是官方给香港过去十年的定调。然而, 七月一日, 当访港的国家主席胡锦涛说“一国两制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不能分割, 更不应互相对抗”时，却显示香港的“一国两制”，在落实层面上还有一些误区需要理清，香港社会对 “一国两制”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解, 甚至曲解。 有人说，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个伟大创举，没有先例，所以，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今天，当我们自豪地说，那宣布“香港己死”的预言早已不攻自破，“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的确有了许多“一国”特色：人民币大受欢迎；国企成为香港市值最大上市公司，以至有人笑说, 恒生指数已不再仅代表香港, 而是反应内地经济的数据；普通话是香港职场必杀技；自由行内地同胞来去自如，甚至开玩笑说是“去香港扶贫”；香港人则自嘲回应：“对对对，你们多点来购物，支持我们振兴经济”。 与此同时，在“两制”的旗帜下，香港社会、政府、还有政客都在说：你看，香港“七一”有庆祝，但也有争取普选的游行，你们有没有看到维多利亚公园的蠋光集会，没有人会跟踪你，你更不会因此负上任何政治后果；你们看，一些内地的邪教组织，可以每天到中联办（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门外和铜锣湾、尖沙咀等闹市“上班”，进行示威抗议；还有，你可以骂特首，骂高官，骂议员，那叫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反应民意。总之，在内地做不到的，在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全都不是问题，只要你做的一切，没有违反香港的法律。 于是，在一国两制的旗帜下，香港的民主派理直气壮地要求以选票换权力。他们说这是民主制度的体现。你说香港不搞西方式的三权分立，他们说香港又不是内地，内地不搞难道香港就不可以搞吗？否则“一国两制”意义何在？继续争执下去，各自也许还有十万个理由。 回望十年, 香港的“一国两制”有意无意间被概念化为：香港有困难，祖国作后盾；内地同胞终于挺起胸膛在资本主义的购物天堂以大洒金钱的方式，表现了收回殖民地的自豪；内地被禁的，在香港则是自由的，可以无所顾忌。难怪有些香港民主派人士理所当然地认为，既如此，给我选票，以选票换“权”谁说不天经地义？因为这是一国两制，内地不能做的，香港可以，也是应该的。 香港今天的诡异正是：人人都高呼“一国两制”，人人都说要按“基本法”办事，却偏偏各自表述得厉害，不少人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就是能内地所不能，就是可以打破内地的政治禁忌。假若如此，可以预见，在可见的将来，普选的争吵只会继续发酵。 另一方面，若香港只是一味留给内地同胞一个概念，香港是资本主义吃喝玩乐的天堂，那么很快，香港可能只会沦为内地“先富起来”的销金窝。而做世界一流的金融中心，就只能是我们的豪言壮语了。第一个回归十年，我们注重了太多的概念，包括港人身份认同，国家观念要加强，民主理念要坚持等。下一个回归十年，但愿香港人不用再纠缠是中国人或是香港人的迷思，无需北京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什么是一国两制，也无需给自己背负以香港民主推动中国民主的道德使命。有些事，无声胜有声，说了不一定做到，不说不等于做不到。明白了这个道理，相信就不会出现太多的曲解和误解。...
2007-07-05 在这个知识即力量、存在必须有话语的时代，面对全球话语权的单边主义，已有愈来愈多人警惕到，中国人已必须要以文化和知识为基础，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这个知识即力量、存在必须有话语的时代，面对全球话语权的单边主义，已有愈来愈多人警惕到，中国人已必须要以文化和知识为基础，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这个道理，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说得可能是最直接和最清楚的了。他曾在一个场合说到，“人类最大的垄断，乃是垄断了一切理由。”这乃是他后来不断为“亚洲价值”鼓吹的原因。可惜的是他的态度与主张，缺乏了知识力、学术力，甚至传播力的持续耕耘，因而无法做出成绩。 同样的道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奎兹则可能说得最沉痛。他在《迷宫中的将军》里，叙述南美洲革命之父玻利瓦将军的坎坷一生。在他革命之后，整个国家被各个不同国家的势力侵入，各有各的立场主张。这是后进国被强势外国话语所侵入、所切割，最后造成自己国家的分歧混乱。因而玻利瓦将军遂有“别管我们，让我们过我们的中古世纪吧”之叹。可是我们也知道，所有的后进国都早已注定不可能再有属于自己的中古世纪，当殖民主义的炮舰发射出第一枚炮弹，这个中古世纪就已永远消失了。而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资讯和话语以更大的数量排山倒海般而来，后进国除了更大的努力外，已别无其他选择。 最近，上海社科院邀集海峡两岸一些有相当成就的思想史学者，开了一次闭门讨论会。大家即深感以中国文化为基础、重建合理性的重要。中国社会并非东方主义者所说的一切都是漫漫长夜，中国文化的许多观点透过重新诠释，对这个愈来愈赤裸野蛮、透过垄断一切理由而恣意妄为的世界，或许才有积极的意义。 而就在同时，由中国新兴企业家出资创办的“天大研究院”也正式开始运作，要以国际著名的智库为参考坐标和样板。对于这样的自我期许，我衷心的乐观其成。只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要成为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说来容易，做起来艰难。它必须展开高度的知识学术力动员，必须有旺盛而不同于别人的问题意识，还必须要有极强的活动能量，而后经过长期的努力与累积，始可做出成绩。这个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及，它需要耕耘的时间。 每个国家政权的维系都需要许多形式的权力手段：它需要军力，以免被他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而入侵；它需要财经力，来维系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它需要科技力，俾让军力和财经力得以进步不衰。而与前述各种力量同等重要的，则是它需要有话语权力。那是一种知识学术力。靠着这种力量，它可以为自己的存在建造出正当性以及制定自己国家的日程表。话语权力如果无法存在，整个国家即不免沦为思想的被殖民状态。而大学、官方智库、民间智库，都在这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例如，近代人都知道西方有所谓的“东方主义”之说。那是一种合理化殖民主义的知识建构，也让东方产生“自我低劣”的意识。而这种“东方主义”，其实是从一七九五年萨赛（Silvestre de Sacy）创设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后，一步步发展出来的。“东方主义”的建构，花了很长的时间。 而有关今日美英的霸权，两位美国学者休普（Laurence H. Shoup）及敏特（William Minter）在合著的《帝国能力托拉斯》一书里指出，一战之后瓦尔塞会议前，一群美英代表，信奉钻石大王罗德士（Cecil Rhodes）的感召，以建构新的“美英帝国”为职志，这就是美国今天“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前身。 今天的美国，早已成为相当程度“智库领导型”的国家了。一九一六年创设的“布鲁金斯研究所”，一九四三年创设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已分执自由及保守两大势力的牛耳，并在全球发挥影响力；而中间偏左的“政策思考研究所”，则是代表了美国良心的少数派。智库之功能，乃是透过内政外交问题的深刻思考，扮演着主导国家方向的角色。另方面也透过学术活动，开辟国际网络，俾在全球形成广泛的知识盟友集团。在美国，智库和政府领导层甚至还有旋转门，人员也相互交流。除此之外，智库还有一个知识及政策形成上的重要意义，那就是以前的社会乃是“书生论政”，它会有态度、有立场，但却无方针、无策略。但在“智库论政”后，一个“没有研究既没有发言权”的新标准即告确立。“空议论”减少，“实议论”则增多。 今天的中国，随着国力的提升，国际影响的扩大，已愈来愈成为一个“惹眼的存在”。别的国家会更注意它和谈论它，偏见和畏惧当然增加；另外则是中国一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应该到了开始自己搭起桥来过河的阶段了。无论为了自求进步，或替自己的存在发声，甚至为国际社会上和自己命运相同者仗义执言，现在的确已到了中国新兴民间企业家把智库当作新事业来经营的时候了。这是个百年大业，企业家把钱用到这方面，化财力为国家的能力，也才更有积极的意义。由于近年来中国青壮一辈的学术力和知识力渐增，它已等于替“智库时代”做好了出发前的准备。如果民间智库果能有为，一定很快就会有所表现。 据我所知，“天大集团”乃是中国新兴的青壮企业集团。它的事业遍及全球，这也使得该集团负责人卓具世界性的视野。这乃是该集团决定创办“天大研究院”的原因。而“天大研究院”又决定以香港为基地，其着眼当然在于以香港之利，一方面便于面向全球，另方面也有利于整合华人社会的知识学术资源；其次则是香港知识学术界在香港回归中国十年后，思想也多经转折。香港除了可扮演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角色外，也未尝不能扮演思想发展上的另一前沿平台。 近代中国“失语”已久。“失语”者不会看自己，不会为自己设定日程表，也不会述说自己，而永远要猜着别人述说我们的方式费力地去挪动自己。从“失语”到“复语”，那可是个漫长的过程，现在就让我们迈出这重要的第一步吧！ （南方朔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台湾着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