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 2007-12-27 正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的国家再造，也就更显得急迫。而盱衡总体形势和未来的需要，十七大之后的国家再造，可能已必须在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国家共识的形成、经济思想与实践、国家性格与国际形象的塑造等四大议题上进行基本的再思考与调整了。 我们曾经指出过，就历史阶段而论，十七大所标志的，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已由“摸着石头过河”，到了必须更有自觉，也更有条理的“造桥过河”的阶段。而所谓“造桥过河”以现代术语而言，就是新的“国家建造”过程。这样的过程，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是闭门造车，孤芳自赏。它除了要切合现实，反映未来，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超越性，始能在政治文化上提升自己的高度。除此之外，所有后发的国家，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自身的教训外，也看到更多的国际社会上足资警惕和反省的例证。因而在展望未来的国家建造时，也就必须有更多宏观知识与经验的思维。特别是对于中国，由于它的国家规模巨大，发展之后无论对区域或全球，都势必造成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也是近年来“疑华”甚或“反华”势力活动不断，甚且有扩大之势的原因。最近的‘小鹰号’事件、‘人民币威胁论’、‘太空威胁论’等，都只不过是其荦荦大者。也正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的国家再造，也就更显得急迫。而盱衡总体形势和未来的需要，十七大之后的国家再造，可能已必须在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国家共识的形成、经济思想与实践、国家性格与国际形象的塑造等四大议题上进行基本的再思考与调整了。 一、开放型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的展开 不同的体制有着不同的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中国近年来或因过去的负面教训，或因畏惧被人丑化为“造神运动”，领袖和领导群普遍都採低调方式为之。有关重大国际与国内事务，多来皆由各级发言人发表评论，鲜少有主要领导人站上第一线。在领导的风格与模式上，这是一种“体制领导”。我们固不能否认“体制领导”的特性，但对百废待兴的中国，“体制领导”则会由于它的反应性与创造性不足，而拖迟了改革的步伐。 因此，现阶段的中国已必须到了开创出一种新的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的时候了。现在的领袖和未来的领袖必须更积极地在国际社会抛头露面，将自己国家的作为与限制对国际社会发声，以争取支持、同情和理解，也将中国价值所期望的国际愿景是什么，向世界做出表示，以期能对未来的世界秩序做出贡献；同时也应更主动地对中国内部的国民更加接近和多做讲话，俾呼唤出国民向上的时代气氛。当现在和未来的领袖能展现出这种新的风格，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恶意刻板印象即无所用武之地，而本国国民也能在领袖的呼唤下，带动出新的时代气氛。中国的新气象，不可能由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产生，它只能被新的领袖风格带动出来。好的领袖风格是国民集体精神向上提升，而不至于在细节问题上分歧内耗的最大动力。当代‘领导学之父’班尼斯（Warren Bennis）即指出：“领导者肩负着创造社会意识的重要任务。他们是社会道德统一的表征，且具有使社会团结的价值。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周密地构思，并清楚地表达他们的目标，引领大家跳脱琐碎的格局，超越撕裂社会的衡突，共同为值得付出的事业尽最大的努力。” 其实，根据近代领导学的划分，领袖有三种类型：（一）是煽动型领袖。这种领袖有时候有助于面对国家危难，但其问题则在于它必然形成擅权专制，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危难。这种事情中国人当最有体会。（二）是管理型领袖。它以“体制领导”和体制所形成的惯性为依归，它有习惯上的方便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效率，但它的惯性即惰性，在这个外部全球化以及内部多样化复杂化的时代，即难免拖迟改革的步调，甚至还会累积民怨。（三）是开放式、愿景式的领袖。它以多出一阶的高度，带动群体的向上提升，当代另一位领导学权威伯恩斯（James H. Burns）指出，“好的领导出现在领导者及跟随者将彼此的活力及品行都提升到更高境界之际”。 而我们切勿认为这种好领导只是徒托空言。由历史的见证，人们早已公认美国昔日的两位总统华盛顿和林肯，对美国早期国家性格的形成具有无比的贡献，特别是林肯在召唤出人们“被更好的心中天使所触摸”上更是具有改变时代的意义。国家要伟大，必须领袖的心先伟大，然后人民才可能跟着上升。这并不一定要靠舌灿莲花的本领，也不是所谓的作秀，而是要更多的远见、智慧、诚恳、关怀与谦卑。当今日和未来的领袖能表现出这样的特质，这个国家就会彻底的不同。 中共十七大之后，已正式启动未来领袖的评议秩序，要求各级主要干部表达意见。这当然是党内民主的一大进步。但我们必须指出的，乃是这种评议如果要切实有效，则必须让未来领袖有更大的表现空间，在表现中让他们的气质、器宇、智慧等得以袒露，评议工作也才有所来。如果缺乏了这种表现空间，评议工作即很容易沦为猜上意、摸行情、搞派系。苟若如此，评议即难免与原先的意旨有所偏离。 百年来的中国，内忧外患不绝，由于形势非由我所造，因而中国只得被迫因应，且战且走，难以形成自主的国家建造策略和思维，但到了现在，终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开放已有了初步的成就，但新的内外问题却又迎面而至。这时候，一种更有凝聚性的新领袖风格与领导方式，的确已到了必须展开的时候了。欧美国家的领袖经常都会在面对问题时站在第一线，这不只是为了选票而已，它也有带领人们之意。领袖走在前面，对人民的心声也会更加接近，也更会激发出领袖的责任心和改革速度。 二、国家共识的形成 任何社会，都明言或不明言的具有某种秩序，以及这种秩序所形成的主流共识。共识乃是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西方社会在前民主时代，政治阶级，具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级，再加上教会的规范力量，这乃是西方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在古代中国，则以政治阶级与缙绅制度为核心，建构出了古代的秩序。而到了现代，由于过去社会的发展长期停滞，秩序的建构与维系，主要都是依靠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为之。其他社会角色都依附于“国家机器”，这是中国近代‘一条鞭’的秩序。但随着经济的成长，社会群体的分化，加上媒体的发达，过去那种秩序构造显然已到了开始不符需要，而且动辄捉襟见肘的时候。面对这种新的情况，如果扩大既有程序的加盟力量，在稳定中加速进步，遂成了必须严肃思考的的新课题。而一种不涉及利益输送的“官—产—学”有机联盟，或许可成为社会重建与提升的新基础。而这也是将新兴企业阶层“社会化”，使其脱胎换骨，摆脱“贪婪”形象，强化其社会与道德情操的不二法门。 其实，任何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府，都必须有“企业力”和“学术力”的辅弼。“企业力”所代表的是一种“管理理性”，它讲究具体事务具体分析，着重问题解决之能力，以及成本效益的掌控。而将“企业力”导入公共事务，对新兴国家而言，也是让企业家脱离开放初期，一切有如原始丛林，因而企业家也成了冒险家的这种不良形象，并让他们对国家社会做出更大的回馈。“企业力”在公共事务上，可以反映在社会公益如慈善、奖学、倡导新价值等方面；也可以反映在组成智库及议题研究组织等方面。我们不能以“中国企业家资本累积的规模不大”为理由，而疏忽了“企业力”的作用。一九三零年代，美国先驱学者林德曼（Edward C. Lindeman）乃是全球最早研究并鼓吹企业基金会的人物，他在《财富与文化》一书里即指出，企业财富对一个社会的秩序而言，具有“社会工程师”般的重要地位。若企业界只追求利润、豪宅、奢侈的消费，则不但伤害到它自身，也会让整个秩序里多出愤怒之声。只有“企业力”被引进公共领域，它才可以让整个体制产生更大的正当性。 至于“学术力”，同样也是一个值得扩大开发的社会及文化资源。现代化的政府都必须以学术力为顾问、为诤友、为结盟伙伴，这在欧美早已成为惯例。而在新兴国家里，目前正参选南韩总统的首尔市长李明博，在市长任内即和首尔数十所大学签约结盟，以“学术力”为新构想和新做法的发动机之一。首尔这个城市在近年里进步神速，“学术力”和“知识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官—产—学”的有机结盟形成，国家的气象、秩序的稳定性，以及未来的愿景皆必然更加清晰，并可获得人民的认同。 三、经济思想与实践的重新展开 最近这段时间，全球经济持续动荡。如果扼要叙述，我们可以说，这乃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已走到了强弩之末。于是它的股市于二零零一年崩盘于前、房市于二零零七年崩盘于后，连带的引发严重的次贷风暴，由房贷债务衍生出的CDOS市场，不但造成美国金融系统的混乱与紧缩，甚至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美国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元持续贬值，而全球美元也跟着四处乱窜，使得各国的股市、汇市、房市、油市、原材料市场、甚至古董市场也都为之起伏不定。...
Year: 2007
2007-11-09 一项探讨中国和平发展前景与世界关系的大型国际研讨活动日前在北京举行，将近两百位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一流专家和智库学者、包括著名国际问题学者、防务专家和经济专家以及政界要人汇聚一堂，围绕当前中国发展所面临的课题与世界的关系，互相交换看法，各抒己见，取得了重要成果，不但达成了对和谐世界的共识，增加了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解，而且促进了相互间的沟通、交流和了解。 这个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天大研究院、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等联合主办的“中国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国际研讨会，是在十一月八日至九日在北京举行的。包括德国前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中国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出席了研讨活动。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傅成玉、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孙振宇、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俄罗斯前驻华大使罗高寿（Igor A. Rogachev）等参加了研讨发言。主持人则包括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杨文昌、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陈健以及前驻英国大使查培新等。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共分六个专题，包括“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景”、“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关系”、“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安全”、“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经济（贸易、金融、投资）”、“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经济（能源、资源、环境）”以及“文明多样性与和谐世界”等。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桑顿（John L. Thornton）、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紘一、美国乔治. 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理事长大河原良雄、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韩国前驻华大使郑钟旭以及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副院长弗朗西斯. 维理奥（Francis Verillaud）等参加了专题讨论。澳大利亚罗维国际政策研究所所长艾伦.金杰尔（Allan Gyngell）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发表了主旨讲话，阐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立场。他表示，中国将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同时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中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党和政府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理念，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历史与现实国情以及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符合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专程前来参加研讨会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则在午餐演讲中，强调了中国在世界上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强调了中国对于德国的重要性，强调了德中关系的战略意义。施罗德以其担任德国总理期间处理两国关系作为范例，表示理解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和政治立场，但作为国家领导人，更应从和谐世界的角度，从国际和谐关系的大局，从各自的国家利益来考虑问题，比如他和他的前任在担任德国总理期间，从没有接见过达赖喇嘛。施罗德的这个说法，显然表达了他不同意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不久前接见达赖喇嘛的做法，表明了他对中德关系的重视。施罗德在从1998年10月至2005年11月担任德国联邦总理期间，曾六次访问中国。 事实上，唐家璇和施罗德的讲话，凸显了这项研讨活动的重要意义，而与会学者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更说明了这次研讨会的地位。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杨文昌则在总结中认为，这次研讨会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借此搭建了国际关系讨论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
2007-11-09 On November 8 to 9, 2007, the Institute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ese People’s 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 (CPIFA)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jointly...
南方朔 2007-11-02 “一个社会愈是落后于其他社会，则它的革命目标也就愈分散愈深层；知识分子愈是意识到这种落后，则他们的使命感就会愈大，并愈会常常受到诱惑而逃进幻想和迷思中；一个革命愈是想一杆到位达到所有的目标，则该目标将变得更遥远并终究成为不可能。” “一个社会愈是落后于其他社会，则它的革命目标也就愈分散愈深层；知识分子愈是意识到这种落后，则他们的使命感就会愈大，并愈会常常受到诱惑而逃进幻想和迷思中；一个革命愈是想一杆到位达到所有的目标，则该目标将变得更遥远并终究成为不可能。” ——摩洛哥穆罕默德第五大学教授Abdallah Laroui 中共十六届七中全会后，紧接着又是全球瞩目的十七大。 为了试着替这两项会议作出一个历史定位，我最近特地将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共党史和中国演变作了一番回顾与爬梳，并发现到这两项会议实在是有重大的历史转折意义： 其一，过去的改革开放，基本上乃是邓小平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过程。它在思想方法上是一种实用主义，但所有的实用主义本质上都只有短中期效果，照顾不到它所累积的长期负面效应，如城乡差距、贫富不均、医疗及教育等资源分配失衡、由于发展而造成的生态环境冲击；以及其他如官僚体系贪腐和特权扩大，特定种类的产业如矿工等类似新奴隶制的剥削现象开始出现。因此，现阶段已到了“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实用主义功成身退的时候，未来已必须进入一个更有“国家目的性”的“建造桥梁过河”的新阶段。这两项会议就历史定位而论，可以说即是在替这个新阶段走出第一步。 其二，回顾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发展，由于初期的落后与动乱，以及当时那种“超英赶美”、一杆到位的左倾迷思与幻想，在一九五八至六零年间曾出现以“稳定政治和公有制度、促进经济加速发展”的所谓“总路线”，加上后来的“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它统称为“三面红旗”。根据波兰近代语言学家普罗巴干底（Jezyk Propagandy）、美国学者格罗斯（Jan T. Gross）等人的分析方法，我们已可确定“总路线”那个时代的官方语言概念，其实有着下述三种特性： 它的语言概念皆高度诡辩和具有修辞性，语言里充斥着字辞的虚幻不实图像，因而它是一种图像语言。 它的语言和语法具有刚硬、严肃的指令形式。这也意味着它形同是由口号或一连串口号组成一个句段或句子。 它的语言表述里将“是什么”（what is）和“要怎么”（what ought to be）这两种“描述”与“规范”的差别取消，因而语言已不可能容得下推理论证的空间，而只剩下“定义”。 因而，“总路线”那个时代，由时代的处境到语言行为，会发展成中国的灾难也就一点都不让人觉得意外。整个后来的改革开放， 其实也就是对过去所做的扭转。而到了今天，由“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以人为本”等口号的提出，可以说乃是过去“总路线”之后另一个新的“总路线”。而两者的不同，在于这次的这些口号，它的文化脉络与语言意涵已有了完全不同的格局：...
周庆安 2007-10-26 随着中国把2010年前全球孔子学院的数量规划从100所调高到500所，一轮新的软实力热潮也开始在东亚地区兴起。近期媒体透露，日本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筹建“日语中心”，韩国也开始筹建“世宗学院”。这三者虽然名称不同，但是其本质都是通过语言培训，输出文化，增大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交流机构。三者一出现，就形成了同质化的竞争格局。 随着中国把2010年前全球孔子学院的数量规划从100所调高到500所，一轮新的软实力热潮也开始在东亚地区兴起。近期媒体透露，日本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筹建“日语中心”，韩国也开始筹建“世宗学院”。这三者虽然名称不同，但是其本质都是通过语言培训，输出文化，增大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交流机构。三者一出现，就形成了同质化的竞争格局。 软力量同质化，已经成为东亚各国在文化输出和国家形象塑造方面的一个巨大挑战。尤其以中国、韩国和日本最为典型。这种同质化在形式上和文化渊源上都十分明显。而要摆脱同质化带来的软实力发展僵局，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仅是解决一个孔子学院的竞争力的问题。 国内政经关系是软实力内在本体 随着中国的发展，传统文化的巨大吸引力和日益增加的经济实力成为了国家软实力发展的基本保证。但是有人常常简单地把“软实力”理解成国家形象的包装和传播工作，认为软实力的较量就是形象与传播力量的较量，对外宣传工作者责无旁贷。 的确，形象塑造与传播手段当然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这二者只是软实力的高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基础，首先是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因为软实力自身就是一种象征性政治，这种象征性政治是通过非物质手段来发挥作用的。软力量的本体是内在的，是一个国家内部体现出来的发展模式和社会关系，既包括文化、价值观，也包括内政和外交政策，以及这些政策的效果。而软实力的喻体，才是投射到国际舆论中的国家形象、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才是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的形成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所有软实力较为发达的国家，都是较早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经济水平比较发达，并且总结摸索出相对完善社会关系的国家。这种国家除了具备比较强大的软实力输出能力，其软实力的象征本体——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也能够成为各国争相效仿的模式，比如“美国”。而大量被寄予厚望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自然风物，但是常常处于国际软实力谱系的末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解决国内政治稳定、经济腾飞或者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 正因为软实力是一种象征性政治，因此许多因素都会构成在国际上构成软实力的想象关系。如果一个国家被想象为矿难频发、社会冲突激烈、政治不稳定的国家，那么即便其经济发展水平高，其想象关系也是不容乐观的。我们都记得在20世纪初，美国电影同业工会在一份致白宫威尔逊总统的备忘录里，曾经十分清楚地阐述了电影作为软实力的巨大作用：“电影可以成为以极小成本甚至零成本进行国家宣传的最佳方式。”但是在这个极小成本或者零成本的背后，是美国文化工业每年800～1000部电影的拍摄量，和一套极其成熟完善的电影工业机制。甚至我们还可以再推算，在这套文化工业机制的背后，有美国现代文化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社会关系。试想，如果没有“理想”的美国生活方式作为支撑，那么美国电影也不可能形成在全球价值观市场上的影响力。 当然，这不是说软实力发达的国家，就一定是政治经济各方面先进的国家。全球各国社会制度各异，多样性和差异性是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原因。但是在软实力的形成和做大的过程中，我们仍然要尊重其基本规律。 社会制度稳定与矛盾决定软实力成败 从软实力发展规律上来说，东亚国家仍然处在“罗马式”的软实力发展的早期阶段。这种“罗马式”软实力发展规律，仍然主导今天和未来许多软实力大国成长的过程。 处在这个规律入门处的是语言。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认为：“罗马人对自己的语言在国家行为中的影响如此明知，以至于扩大拉丁语的使用和武器的进步一样，成为了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加拿大学者马修?弗雷泽将这个战略的构想称之为“使整个罗马帝国普遍深入东方的文化同化”。因此，孔子学院、日语中心和世宗学院都是这种“罗马式”软实力的重要准入工具。 然而，我们还要注意到“罗马式”软实力发展在历史上体现出来的规律。这种软实力的发展，本身以国内文明发达程度作为基础，在软实力输出中强调语言和文化的工具性作用，本质是为了国家利益服务。而按照历史学者的分析，在罗马帝国繁荣和衰败的过程中，软实力成败体现在国内社会制度的稳定和社会矛盾的缓急与否上。时至今日，我们还很少看到一个国家跳出“罗马式”软力量发展规律，在自身发展不成熟的情况下，能够形成较为强大的软实力。 以泰国为例，这是一个文化不可谓不突出的国家。泰国风物殊异，对于西方人来说充满神秘美感。在早期政治不稳定，政变频发的阶段，其软实力自然不必讨论。而今天其政治已经比较稳定，不少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也将亚太总部设在曼谷，其软实力发展具备了比较理想的国际环境。但是由于国内地区发展不平衡，缺乏大型跨国企业，其价值观影响力也只能是区域性的。而国际舆论之所以开始关注中国软实力的发展，也是看到了中国软实力所具备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保证。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软实力的本源展开讨论。 中国的软实力需要战略规划 东亚三国软实力同质化的背后，既有着软实力成长的共同规律，也有着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同质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光注意到软实力的形式，而忽略了软实力的基础和发展规律。如果我们仅仅只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形象塑造和传播策略上，不解决软力量的上游命题，那么我们会在同质化竞争中失去有利优势。 因此，抢占软实力的制高点，其本质还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中解决本国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的问题。在我们讨论可口可乐与麦当劳殖民化的问题时，我们应当注意到成长型的跨国公司在软实力中具备重要作用；没有自己的大型跨国公司，从文化和流行生活上被殖民的危险一触即发。当我们讨论儒学在国际政治中的价值影响的时候，我们也要检讨作为儒学源头的国家，在自身文化保护和儒学传统继承上的缺失；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文化渊源，是没有能力与同质化民族相竞争的。甚至当我们的电影走出国门，争得奥斯卡“小金人”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电影工业能否按照市场化规律运作，决定了一个国家文化工业的成败得失。每一个国内因素都会快速及时地折射到软实力作用上。 软实力竞争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博弈，也不完全是基于地缘政治的利益竞争。中国软实力发展的目标，依傅立民之判断，是为了减少误解、消弭冲突。我们不必讳言一种罗马式的软实力成长规律，但是中国并不是要以一种罗马式的路径来发展和强大。在这种软实力的历史格局中，战略规划显得尤为重要。形象包装与传播策略是软实力的外壳，不可谓不重要。但是外壳和内核是需要相互配合，彼此完善的。如果内核疲软，包装做大，那么会让世界对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失去信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东亚软实力同质化竞争中胜出，其重任不但落在软实力的领导层身上，更落在那些普普通通的矿工、医生、教师，以及在2008年奥运会前直面西方媒体的每一个中国人身上。 （周庆安博士是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杨文昌 2007-09-05 不久前，我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试析西方误读中国三步曲》一文，指出西方舆论出于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种种偏见，先后制造了“中国垮台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三步曲虽最终被动承认了中国已经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但对中国的发展是否对别人构成威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是否负责任，西方则一直争来辩去，并无一致的认识。 不久前，我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试析西方误读中国三步曲》一文，指出西方舆论出于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种种偏见，先后制造了“中国垮台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三步曲虽最终被动承认了中国已经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但对中国的发展是否对别人构成威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是否负责任，西方则一直争来辩去，并无一致的认识。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到底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缺乏真正的了解。他们总是摆脱不了用自己国家的价值观标准衡量中国一切的束缚，因此也就无法客观公正地认识中国。为了澄清事实，消除误解，本人决定再写《向世界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文，试图通过此文向世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时代背景、内涵特征以及它与世界的关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时代背景 （一）国际背景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两霸称雄的格局虽然仍未结束，但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长期政治、军事角力中已实力耗尽，颓势已定。尽管世界仍不太平，但像20世纪上半叶那样大规模世界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已明显减小。在这一大的国际背景下，西方各大国抓住有利时机，全面推进技术革命，IT产业兴起，生物技术已开始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世界经济实现了较长时间持续、快速发展。欧盟不断扩大，亚洲“四小龙”继日本之后成为亚洲快速成长的新型经济体，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中国的邓小平将这一时期特征归纳为一句很有名的话：“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他的意思很清楚：世界和平是可以得到维护的，大的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发展经济是各国关注的重点。顺潮流者兴，逆潮流者衰。面对世界潮流，中国必须抓住机遇，顺应潮流，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大业。 （二）国内背景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结束了百年战乱，迎来了和平发展的机会。但是，由于深受前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以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极“左”错误政策的破坏，中国再次失去了快速发展的机会。1978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坚决纠正极“左”指导思想指导下的错误经济政策，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心一意搞建设、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长期战略方针。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次会议还指出：“现在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了长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式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因此，我们的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步地向前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次中央全会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指明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更重要的是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并自觉融入全球化浪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观念大革命和经济政治体制大革命在沉睡了上百年的中华大地上开始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内涵实质 概括起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六大基本特征：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三是坚持共同富裕的大方向；四是坚持建立民主与法制社会；五是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六是坚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 以上六个方面的主要特征是由时代的主题决定的，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大背景下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坚持改革开放，是铲除旧的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种种阻碍生产力发展障碍的强大武器，也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正确选择；坚持共同富裕，既是实现社会稳定、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也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社会公正的应有之义；坚持建立民主与法制社会，是实现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根本保障，也是一切形式的现代文明的共同特征；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是曾经饱尝外国列强欺凌之苦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向世界做出的庄重承诺，也是在殖民主义时代已经结束的历史条件下唯一正确的道路；坚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是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正义主张，是世界各国和谐相处、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必由之路。 30年来，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开辟的这条道路进行国家建设。在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取得了经济总量翻两番的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空前提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的关系 回顾30年的发展变化，中国人深感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过程，是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过程，是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大家庭中负责任一员的过程。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到90年代全国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再到90年代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简单地从事来料加工贸易到加入WTO，自觉接受国际游戏规则的约束，再到中国申请承办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中国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联系起来的过程，也是中国不断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先进文化思想的过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已经成为13亿人的共识。 （二）中国的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做出了贡献。 就国际政治领域而言，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之路，主张与世界各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中国反对在国际关系中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上述原则的指引下，中国同世界各大国保持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中国同周边国家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并积极参与各领域的区域合作；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新的发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参加各种多边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公正与和平。...
南方朔 2007-08-31 罗马尼亚有句俗谚：“美国的赞美，其可怕甚于撒旦的诅咒。”这句话用来看美国对俄国已故总统叶利钦（叶尔钦）的赞美，可以说就是做好的证明。 罗马尼亚有句俗谚：“美国的赞美，其可怕甚于撒旦的诅咒。”这句话用来看美国对俄国已故总统叶利钦（叶尔钦）的赞美，可以说就是做好的证明。 叶利钦在近代俄国领袖里，其实是最糟的一个。他酗酒滥权，没有自己的治国方略，最后沦落到听从美国顾问指令，看着美国称赞而合理化他统治的程度。美国《纽约时报》多年前曾访问一个未透露姓名的叶利钦美国顾问，该人即明言：“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俄国政府无权可集。”于是，叶利钦任内，他的自私贪婪与美国对俄罗斯的瓦解遂合而为一。根据美国调查记者米格雷（Dominic Midgley）与哈京斯（Chris Hutchins）合着的《阿布拉莫维奇传——一夕致富的亿万富豪》，我们已知道一九九五年间，叶利钦以私有化之名贱售国产，一夕之间俄国产生了两打以上十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到了今天，叶利钦的外孙女婿杰里帕斯卡不过四十岁，但因握有“俄铝”公司，财富高达212亿英镑（折合429亿美元），已成了俄国第一富豪。叶利钦贱售国产给家人亲信，使得俄国政府已不再有足够的财经筹码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因而在他任内，俄国许多地方已退化到了“以货易货”的程度，俄国经济规模整整比一九九零年收缩了百分之四十，俄国人的平均寿命则下降大约五岁。叶利钦宣布下台前，他的民意支持度已跌到只剩百分之十左右。但尽管如此，美国自始至终，最后到他二零零七年逝世，都歌颂他是民主英雄。美国极力赞美俄国人已完全不支持的叶利钦，这种判断的差距，唯一的合理解释，乃是叶利钦的所作所为，虽然不符俄国人民的利益，但却符合了美国的利益。叶利钦把俄国内部变成了一个“失败的国家”，并把俄国外部逐渐地被美国势力所渗透，美国顺利地肢解南斯拉夫联邦，即是证明。 而到了今天，这种情况已出现了新的大转变：以前美国极力赞美俄国人已极反感的叶利钦；而现在则是普京在七月的支持度已超过百分之八十；俄国民意调查也显示俄国人民对国家的信心也大幅提高，认为俄国受到世界尊重的达百分之五十九，但相反的却是美国对普京的抨击也到了从未有过的严厉程度。这再次显示了俄国人民所肯定的其实是美国所不愿意见到的。俄国人民的不幸才是美国利益之所系。 由于美国对俄国前后两任总统的评价与俄国人民本身的评价出现如此南辕北辙的落差，这也提示了我们，在观察国际事务时，尽管美国媒体掌握了全球传播力的七成以上，但对所谓的“美国观点”却不能照本全收，甚至还应当预留质疑和批判的空间，否则与美国反舌鸟又有何异？ 对苏联解体后的美俄关系略作回顾，都当知道从一九九零年代到二零零四年底，由于俄国的失败，叶利钦的昏庸贪腐，信心瓦解的俄罗斯，由于时代走向反共的对立面，自然对美国极有好感。设若美国能本于与人为善的态度，协助俄国度过转型难关，则一个虽不完善但却肯定更友好和平的俄国即会出现。但我们其实已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美国本质上乃是一个“永远必须要有敌人”的国家。俄国的势力下衰，形同给了美国寸寸进逼、鲸吞蚕食的机会。于是，从一九九零年代到二零零四年底，乃是美国对俄国旧势力集团快速兼并及扩张、甚至加工颠覆的时刻。美国支持车臣叛军，美国对南斯拉夫联邦加以肢解。而根据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日《国际先驱论坛报》引录《纽约时报》之报道，我们更知道，一九九零年代，美国在“国际开发总署”下增设了一个“转型启动工作室”（Office of Transition Initiatives），主要就是要藉由它的运作，在俄国势力范围内推动颜色革命。二零零三年格鲁吉亚（乔治亚）的“玫瑰革命”、二零零四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二零零五年吉尔吉斯的“水仙革命”皆属之。该工作室后来也是美国意图颠覆委内瑞拉查维斯政权的发动机。对于美国的颜色革命，普京在二零零四年底已有警觉，并怀疑是美国致使波兰人以及白俄罗斯的波兰裔所为。因而当年年底在岁末记者会上，普京首次表达了不满，并表示“希望这不是布什（布什）政府意图煽起俄罗斯的乱局。” 但二零零五年年初，布什访问波罗的海三小国。在拉脱维亚举行记者会时被记者问及乌克兰“橙色革命”之事，布什终于承认这的确是美国所为，并直承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而布什公开承认颜色革命，终于结束了美俄的友好时代，普京对美国不再有信心，反而是戒心出现。 而非常值得注意的，乃是叶利钦时代，俄国民穷财尽，利益为少数寡头富豪所垄断。一九九八年俄国石油收入仅八十八亿美元，但到了二零零五年，油气收入已增至一千二百亿美元；由于国家财政改善，国民经济恢复正常，从二零零五到二零零六，俄国连续两年军售皆世界第一。俄国在二零零六年，甚至取代沙特阿拉伯（沙乌地阿拉伯），成为全球最大产油国。二零零六年俄国也还清了过去的外债，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俄国也成了全球第四大外汇存底国。由于国力渐增，货币价值稳定。从一九九三到二零零二的十年间，卢布兑美元皆持续贬值达百分之七点六。但从二零零二到二零零七的五年间，卢布兑美元却升值了百分之廿。 而随着俄国国力的上升，美国的“俄国威胁论”再起，而使得美俄关系由冷淡而转为对立的，乃是二零零六年八月，美国片面宣布，将在波兰及捷克部署飞弹防御系统的拦截飞弹及雷达基地。这个计划从二零零三年起美国就已在暗中推动，二零零六年宣布，显示出美国对俄国的兴起已感到不安，决定对俄罗斯作出一次正面的挑战。但美国对俄国的这种挑战，叶利钦若在位当会无力阻挡。但普京却不然，他对美国持续的鲸吞蚕食早已极感不满，现在怎么可能容忍美国将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在自家的大门口。于是，从今年起，一种积极性的国家防御策略遂告出现。综合这半年多的发展，我们已可看出普京的策略内涵如下： 在地缘政治上，他无意和冷战时代一样，在全球广泛驻军和派遣军事顾问，与美国争霸。但对俄国核心利益攸关的事务，则不再容许美国继续鲸吞蚕食、寸寸进逼，因而在波捷部署反飞弹系统之事，决不退让。对攸关俄国利益至巨的中亚问题也拒绝让步，俄国持续要求美军自中亚撤出即是证明。其次，则是俄国未来的油气将以东亚为主要市场，因而太平洋地区已成了它的新的核心利益地区。俄国的远东油管长四千公里，由伊尔库茨克直达太平洋岸，它已于二零零六年四月动工，预定二零零八年完竣，输油三千万吨。这也是俄国战略轰炸机八月份飞越太平洋、直逼关岛的原因。而在东地中海附近，俄国也将考虑强化黑海舰队并在叙利亚驻军，俾对中东问题保留制衡力量。这种东欧、中亚、太平洋、东地中海的边界防卫线，已可看出是在重订新的安全范围了。 由于日前俄国的经济实力增强，加以欧洲在美俄间保持一定中立性，因而对于东欧、以及前加盟共和国，它基本上以经济力量为主以维护其影响力。唯一的例外乃是其南端的格鲁吉亚。自从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后，它已成美国在俄国边界最大的桥头堡，这也是俄国的最大威胁。俄国持续支持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亚及阿布卡齐亚分离主义游击队。今年六月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侃（马侃、麦凯恩 John McCain）率团访问格鲁吉亚，乘坐的直升机险被游击队飞弹击中。最近格鲁吉亚发生一枚未爆飞弹被掷落之纠纷，格鲁吉亚指控是俄机所为，两国关系恶化，格鲁吉亚已成了美俄间的可能代理战场。 由于地球持续暖化，北极地表浮出面积增大，它已成了资源竞争的新兴地点。最近俄国在北极海底礁层插旗，宣示主权，美加丹麦等国跟进。这固然显示出北极问题已趋重要，但并不如外界以为的那样严重。各国只是借着宣示主权以取得将来坐上谈判桌的筹码而已。但由俄国率先插旗，已可看出俄国对核心利益问题的积极态度。 而在军事工业上，普京已开始积极展开新的制衡策略。美国以庞大的军费在全球驻军并部署飞弹防御系统。俄国则重点发展新式多弹头攻击式飞弹RS－24、RSM－54等，并积极研发第五代战机。俄国不和美国进行全面性的军备竞赛，而采取重点突破的有效策略。这对美国不失为一种新的制衡方式。 综合上述俄国的新策略，我们已可看出美国对俄国的寸寸进逼。现在随着俄国的经济好转，加上美国单边主义所造成的形象下滑，已到了俄国开始反击的时候了。对俄罗斯人民而言，由于过去十余年来被寸寸进逼下心情沉闷，而今开始经济好转、国势上升，人民对国家的信心也告增强。二零零一年俄国民调，主张俄国发展应持“西方模式”的达百分之卅四，主张持“有特色的俄罗斯道路”的仅百分之廿七。而到了最近，主张持“有特色的俄罗斯道路”的，已高达百分之七十四。由这个数字也可看出普京的支持度高达八成，其实是有道理的。...
譚衛兒 2007-08-22 香港缺乏有遠見卓識的領袖；優秀政治人才更是後繼乏人。尤其當日前香港最大政黨、也是最主要的親北京政黨民建聯主席馬力病逝之後，問題即一下子浮出水面。 香港缺乏有遠見卓識的領袖；優秀政治人才更是後繼乏人。尤其當日前香港最大政黨、也是最主要的親北京政黨民建聯主席馬力病逝之後，問題即一下子浮出水面。 馬力是在8月8日因結腸癌病逝廣州,年僅55歲，既令北京及傳統左派陣營扼腕,政見迥異的民主派也深表婉惜。民主黨,、公民党、社民聯等泛民主派都表示,儘管彼此政治立場不同,但稱讚馬力是一位理性、平和的人。而與馬力為大學同班同學的民主黨中常委張文光更覺傷感,他指馬力是一位願意為理想奮鬥的正人君子，並透露多年來，政見對立無損兩人友情，平常兩人喜歡交換好書閱讀,也交流讀書心得。張文光直指他倆以書會友的情誼世間難求。 馬力早逝,民建聯再次面對主席接班人問題。如今看來副主席譚耀宗要頂上了。譚耀宗謙和而立場堅定，與傳媒關係也融洽,加上具豐富從政經驗,由他帶領民建聯,目前或許是不作他人想。但吊詭的是,今年已五十有八的譚耀宗，若要當党主席，早該在三年前當了。 2004年前主席曾鈺成為民建聯在區議會選舉的滑鐵盧引咎辭職,民建聯幾經考慮,做了一個大膽決定,讓當時己是副主席,但勞工形象突出的譚耀宗“讓賢”,改由五十剛出頭的秘書長馬力接班，目的就是希望以馬力的書卷氣及中產形象,把民建聯轉型為能讓香港中產人士也接受的跨階層政黨。痛定思痛的民建聯醒悟到，要成為香港最具實力的愛國政治力量,“草根”實不足矣。幾經努力,民建聯終於發展成香港第一個“萬人黨”。但上天卻給民建聯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民建聯領導層“白頭人送黑頭人”。轉了一個圈，譚耀宗還是要披掛上陣了。 對香港的傳統左派陣營，人們普遍的同感是，有才幹又有知名度的人才“買少見少”。加上長期以來，左派陣營被社會，特別是政敵套上 “原罪”標籤，從 “土共”，“老左”，到 “保皇黨”等，既令民建聯窮於 “洗底”，也無形中令一些有志之士即便未至於卻步，也得考量再三才決定是否加入。 加上近年香港社會，特別是傳媒對政治人物 “明星化”推波助瀾，不 “出位”者只能默默無聞。民建聯已是香港政黨中較早開始培養第二、第三梯隊的政黨，但多年過去，民建聯一度敲鑼打鼓推出的一批 “副發言人”，如今已經幾乎被忘記。 要不是曾蔭權政府大談特談 “親疏有別”，把民建聯的陳克勤招進了特首辦，香港人會知道這位在民建聯內部埋頭苦幹的落選區議員嗎？而入了政府 “候門”的陳克勤，後勁如何？怎樣真正做出成績及保持知名度，也還是未知數。 主管香港事務的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曾要求民建聯 “內強素質，外樹形象”。但說易行難，民建聯不是不知道自身問題所在，因此在近幾年努力吸納年青、中產、學歷高的新一代黨員。但前輩的光芒仍把他們的身影蓋住。其實,政黨人才青黃不接的不只是民建聯。泛民主派又何嘗不是面對同一難題？曾在年初挑戰曾蔭權參選特首的梁家傑，日前就慨嘆,香港政治人才難尋。但另一邊廂，民主派的新生代，也抱怨出頭之日遙遙無期。正如民主黨員甘乃威，為爭取角逐馬力遺下的立法會議員空缺，就炮轟民主黨不推薦自己黨員參選，反倒支持別的泛民代表，“等了七年還要再等七年嗎”? 七年前，甘乃威為了讓路給知名度更高的其他民主派候選人,無緣競逐立法會議員。他這句飽含多少委屈的說話，出自已經47歲的甘乃威之口，自然非那些“要以大局為重”的黨內大佬們所能體會，也顯見政治人才要出頭,與政黨通盤考慮，政治佈局都息息相關，如何協調實在是香港各政黨均須掌握的一門藝術。 香港回歸以來,北京一直擔心香港“人歸心不歸”。民建聯是本地的愛國團體,他們真誠努力著，但所受到的各種主觀或客觀的限制及委屈，肯定比甘乃威的個人屈辱沉重得多。對此，北京應該心中很明白。明白政治是在妥協的同時，不忘扶持自己的力量。這是北京的責任,也是香港特首的責任。民建聯“內強素質”可以靠自身努力，但“外樹形象”，若缺乏北京和特區政府的配合，單靠其一黨之力，則實非易事。...
周瑞金 2007-08-1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信事业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突飞猛进。据统计，目前中国手机和固定电话用户已达6亿几千万之多，跃居世界电信大国之列。13亿人口的大国有一半以上人口享受到信息时代的实惠，这不能不说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信事业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突飞猛进。据统计，目前中国手机和固定电话用户已达6亿几千万之多，跃居世界电信大国之列。13亿人口的大国有一半以上人口享受到信息时代的实惠，这不能不说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奇迹。 现在，新名词层出不穷。炒股的称“股民”，上网的称“网民”，手机和固话用户我们姑妄称之为“话民”吧！一个有6亿多“话民”的电信市场，堪称是超大市场了。这个市场管理得好不好，“话民”满意不满意，事关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广大民众信息及时交流的大事，不可小看。 近日，在《炎黄春秋》杂志上读到中国人民大学何伟教授的一篇文章，题目赫然为：《一个无人监管的市场——电信市场》，披露了中国电信市场霸王条款、套餐忽悠、价格混乱，市场无序，信息不透明，付费与服务不对称，双方权利不平等，等等问题，罗列出种种事实，读后颇为震撼。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电信市场缺乏监管，一是行政工商管理进不来，二是物价部门不能过问，三是质检部门无责任，四是信息产业部门无任务，市场监管属于真空。 笔者是固话和手机的老用户，对何教授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感同身受。他确实讲出了亿万“话民”想讲而没有讲、不敢讲、讲不好的话！应当说，“话民”们普遍看到了目前中国电信市场存在的三大问题： 一是电信企业利用手中的垄断权，搞霸王条款，强制客户接受不合理的收费。从开放初期收取高额座机初装费，无偿索取了用户的物权。再是座机月租费，不论用机时间长短一律交纳同额费用，否则就停机。至于手机双向收费，如果说初期还可以谅解，在2001年手机已普及为人们生活的必备品后，国务院总理也已签令取消双向收费。后来，只是为了照顾香港股市电信股不致大跌，才被迫无奈宣布，“两年之内不取消双向收费”。可是，从2001年到今年已三个“两年”过去了，为何还要搞霸王条款，让“话民”继续纳贡？何时才能取消双向收费？电信业内人士总喜欢说按国际惯例办事，双向收费明明是国际特例，何谓惯例之有？ 二是利用套餐，忽悠消费者。正如何教授提出的，电信企业出台了多少套餐，业内人士也说不清，有人估计至少一万种。出台正当套餐，便利“话民”，当然欢迎。但是目前的套餐，花样翻新，太复杂，又不透明，连推行者也说不清楚，有的明明没有实用价值，完全是在忽悠“话民”，步步为营，进行套钱。还有，目前不少体育比赛和文娱活动，电视台与电信业联手搞什么手机短讯评奖活动，揭穿说是利用手机短讯骗钱，明明一条短讯一角钱，非要涨十倍，收一元钱一条不可。国家发改委一位负责人在一次媒体通报会上，曾明确指出通信运营商提供套餐、短讯、手机上网等服务，存在一定价格欺诈行为。接着，又通报了去年中国查处通信价格违法案件同比上升65.59%。谁应负监管责任呢？ 三是电信市场无序，管理混乱。手机收费各地自行定价，全国没有一个统一价格，北京与上海收费标准相差一倍，谁也说不清其中的道理。至于有线电视收费，不到两年涨了一倍，近年又在涨。可是，收费和服务不对应，电视断路收不到，也不见减费，播什么内容也不承诺。这就变成，利用客户电视机，占用客户时间，耗用客户的电，播放大量收费广告，还强迫客户看，还要不断涨价，这算是哪门子市场经济的市场？这样的市场不监管怎么得了？ 何教授说得好，电信企业利用手中握有的垄断权和新科技，一会儿用国际惯例，一会儿用中国特色，一会儿出霸王条款，一会儿用套餐愚弄群众。难怪人们有受制之感，有上当受骗之惑，有怨无处诉，有怒无处发，只能骂娘，以发泄心中之不满。 看来，电信市场真该监管了！电信行业是高科技产业。美国在市场秩序和法规比较完善的情况下，政府还对电信市场严加监管，甚至对微软这样的企业提出垄断的起诉。中国目前电信市场如此混乱，监管无章，怎能还放任自流，不加约束？确是到了对电信市场非监管不可的时候了！中国对证券市场有证监会，对保险市场有保监会，对电力市场有电监会，对金融市场有银监会。那么，对电信市场是不是也该刻不容缓有个电信监管委员会了？！不知国务院有关领导以为然否？ （作者：《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著名的『皇甫平』作者之一）
南方朔 2007-07-27 香港回归十周年时，陈水扁投书美国的《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在“一国两制”、“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两岸共同市场”等问题上表示反对，这仍是在为他一向的台独立场张目。 香港回归十周年时，陈水扁投书美国的《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在“一国两制”、“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两岸共同市场”等问题上表示反对，这仍是在为他一向的台独立场张目。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媒体并不是我们所以为的“自由媒体”，而是和多数国家一样，都是立场先行。媒体根据本身的信念和立场来决定评论的调性。因而陈水扁会投书《华盛顿时报》而《华盛顿时报》会刊登他的投书，这绝非偶然的相合。而是“选择性的接近”。如果我们经常注意美国的媒体，当早已发现《华盛顿时报》乃是“中国威胁论”最早的宣传旗手，该报也从未隐瞒过它支持台独的立场。因而我们遂必须先来理解，《华盛顿时报》究竟是份什么样的报纸？该报的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前哈佛大学教授萨洛玛三世（John S. Saloma III）在他那本分析美国保守势力基本结构的著作《恶兆政治学：美国新保守派结构迷宫》里就已指出，美国保守右翼乃是个庞大无比的结构，它由智库、基金会、宗教团体、大公司、媒体、学校组织为盘根错节的组成，而创办于一九八二年的《华盛顿时报》作为极右宣传机器而言，乃是极为重要的一个。 一般正常的媒体只是“看门狗”（watch dogs），但《华盛顿时报》却是主动的“攻击狗”（attack dogs）。经过廿多年的演变，这份报纸已成了美日韩极右势力的宣传机器。美国中情局和五角大厦也持续用它当政治气球，俾为特定的政策造势。媒体的这种身份，使得中情局等机构可以用它来做许多官方不便做的事。例如，近年来全球的“非政府组织”（NGO）大盛，许多重要国际会议，各国政府这边在开，各种“非政府组织”也同时召开会外会。如果能掌控“非政府组织”的联合会，美国的支配性即会更强。《华盛顿时报》在这方面即扮演着重要角色。《华盛顿时报》在地位和销量上与传统大报如《纽约时报》等当然完全没得比，但它能发生的作用并不更小。《华盛顿时报》是个不能低估的媒体。 而要说《华盛顿时报》，当然必须由南韩“统一教”教主文鲜明说起。他是《华盛顿时报》的创报老板。文鲜明一九二零年生于朝鲜半岛西北边，属于今日北朝鲜地区。从他出生到廿五岁，他都在日本殖民政权统治之下。战后韩国独立，他一度迁去南韩，最先信奉一个以色列神秘教派，而后到北韩传教，但被认为是邪教而遭逮捕入狱。韩战爆发后，关他的监狱被美军解放，他遂率先获释。接着他相继迁釜山与汉城（即今首尔）传教。一九六一年南韩的金钟沁筹设“南韩中央情报局”，他被网罗为外围。一九六二年后，文鲜明被委以改善韩日关系的责任。于是韩日双方的极右势力开始有了连结。而后文鲜明网罗的重要日方桥梁人物，即曾经被囚巢鸭监狱的二级战犯笹川良一及兒玉誉士夫。其中的兒玉在日本侵华时，曾为海军本部情报机关首脑，人称“兒玉机关”。这两人同时也是“山口组”的主要权力掮客。有了这重关系，文鲜明的财源日广。他不但在极右的“亚洲人民反共联盟”（简称“亚盟”）里影响力日增，并进而推动成立“世界人民反共联盟”（简称“世盟”），他的“统一教”也开始进入美国。 从一九六二年进入美国到一九八二年成立《华盛顿时报》的这廿年间，乃是文鲜明不得意的年代。这个阶段的美国，整体社会仍以世俗化的自由派为主轴，对极右意识形态并不接受。加上“统一教”作风神秘，且是外来宗教，当然招致美国宗教界的排挤。而他那种好战的极右思想，也让诸如美国中情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国防情报局摸不清底细。美国调查作家派瑞（Robert Perry）曾搜集了许多官方档案，显示出“统一教”曾长期受到监控，称之为乱搞性关系的邪教。但历年来追查他的资金来源，查到日本后就再也查不下去了。这似乎显示出他的主要资金来源可能是日本的特务系统及“山口组”。 但是，尽管美国主流对他并不接受，文鲜明对当时极少数的极右势力仍百般拉拢。例如一九七二年至七四年间，尼克松（尼克森）因水门案而身败名裂，只有“统一教”力挺到底，让尼克松感激莫名，下台前特别召见致谢。一九七五年美国越战失败后，右翼渐兴，“统一教”更扩大对共和党的政治献金。共和党主要募款机构“共和党全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主席杜南（John T. Dolan）和众议员福雷塞（Donald Fraser）等收了大量献金，闹出所谓“韩国门”（Koreagate）丑闻。一九八二年文鲜明并因此而被判刑十八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