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观察

天大研究院 2021-07-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而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上，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表示，香港要不断解决经济民生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市民。这无不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对香港社会民生的高度关怀和殷切期盼。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而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上，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表示，香港要不断解决经济民生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市民。这无不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对香港社会民生的高度关怀和殷切期盼。 百姓是山，民生是海。作为一个为百姓谋幸福、有着百年奋斗史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筚路蓝缕中走来，始终夙夜为公、孜孜以求，为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努力、矢志奋进。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14亿多人民安居乐业，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消除绝对贫困的追求和梦想得以实现。 香港回归20多年来，港人当家作主，与祖国同命运、共发展，经济社会稳健趋好，综合竞争力名列前茅，续写了『香江奇迹』，彰显了『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前无古人的先例，深受国际社会广泛好评。 然而，光环之下，却见阴暗；广厦之间，劏房处处，轮候公屋几近6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香港社会发展严重失衡、贫富悬殊，基尼系数达0.539，并衍生了一系列社会民生问题。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便是房屋问题。房屋问题一直是困扰香港民生的一个重大难题，是香港社会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历届特区政府都试图破解这一难题，但由于各种利益交织掣肘，至今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对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反复告诫、明确指示特区政府必须迎难而上，改善香港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解决房屋，首需土地。香港缺土少地吗？其实，香港并不缺土地。全港约有超过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郊野公园就占400多平方公里，但已建设的土地仅有265平方公里，占比为24%。香港的私人楼宇总占地面积约为25平方公里，公屋约15平方公里，而废弃农地约有50平方公里，比私人楼宇加公屋的总面积还要大得多。可见，无论是从废弃农地着手，还是从郊野公园的边角处拉条线、画个圈，抑或是通过合理优化城市发展规划、统筹发挥土地最大效用这一综合手段，都能挤出房屋用地，解决房屋问题。 解决房屋问题，比土地更要紧的是决心。这包括政府及其决策者的决心、社会各界及持份者的决心。特区政府官员和业界人士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长久以来，有关解决香港土地房屋问题的研讨会、研究报告、建议方案多如天上的星星，却始终未能照亮香港这个阴暗面，实际成效乏善可陈。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任何一方下定决心解决问题。没有决心，善心也能解决问题啊！ 中央的表态够清楚了，解决房屋问题，难度是很大，但总要开始。特区政府还有什么可以犹豫和顾虑的呢？只要政府下定决心，放下身段，问计于民，求助于民，诚诚恳恳地寻求各大地产商、各大持份者合作，平衡利益，该让的让，该给的给，必定可达成最大公约数，制定可行政策和措施，那么，上百万尚无安身之地的香港市民乔迁之喜就指日可待，而非遥遥无期。 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之一。14亿多人的吃喝拉撒、教育医疗、缺衣少房、棚户区改造等等，都一一妥善解决了；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褒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都如期干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变成现实，750万人的房屋问题，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还能一拖再拖、任其掉链吗？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堪称世界上最认真的执政党。涉及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究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房屋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寻觅土地，更需要特区政府转变思想观念和施政作风，统筹发挥香港各界的力量和作用，积极有为，群策群力，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气魄，将之作为非完成不可的政治责任扛在肩上，笃定信心，让全体市民住进属于自己的幸福之家。如此，那将是港人之幸，香港之幸！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突出支持香港在诸多领域的中心定位，为香港预留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进一步鼓励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又一重要节点，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路上，香港特区和香港市民唯有与国家同向、与国人同路，切实读懂中国共产党，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才能不掉队、不迷路，尽快走出低谷，实现长期繁荣稳定，过上更加美好生活，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荣光！ ...

天大研究院 2021-07-02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重申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事業當之無愧的創立者和領導者，並領導香港『一國兩制』事業在探索中不斷前進，希望香港把握一系列國家戰略舉措，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是中央駐港機構負責人首次公開全面論述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在香港各界引起了廣泛而又強烈的反響與共鳴。 胸懷千秋偉業，恰是百年風華。在舉國歡騰喜慶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重申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事業當之無愧的創立者和領導者，並領導香港『一國兩制』事業在探索中不斷前進，希望香港把握一系列國家戰略舉措，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是中央駐港機構負責人首次公開全面論述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在香港各界引起了廣泛而又強烈的反響與共鳴。 經歷了『反修例風波』、『黑暴』、『攬抄』、『顏色革命』等社會動盪後，香港經濟快速下滑，整體營商環境惡化，在世界競爭力的排名，急促下跌兩級，僅為第7位。在香港市民普遍感到彷徨和渴望回復繁榮安定之際，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及時出手，將香港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再給予無限支持，協助香港渡過重重難關。然而，香港社會有部分人士對中國共產黨能否引領香港發展資本主義仍持觀望態度。 事實上，這種擔心和質疑完全是不必要的。歸根究底，完全是因為香港社會某些人士沒有客觀地全面瞭解和認識中國共產黨，並忽略了中國共產黨把一貧如洗的舊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富強文明新中國這鐵一般的事實。一言蔽之：這些人士是沒有讀懂中國共產黨。 作為一個肩負民族復興使命的現代化執政黨，中共勇於自我革新，善於學習先進，不斷提高治國理政能力，及時調整經濟發展方略。中共立足於獨特的國情和發展階段，創造性地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發展民營經濟、股份制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形成了多種所有制經濟並存的發展格局。改革開放40多年創造的經濟奇跡表明，中共善於學習和運用市場經濟規律和資源配置方式，提高經濟發展的活力和效率，為國民經濟增長創造更多發展優勢。 中共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這包括不斷完善私有產權保護制度、積極協調勞資關係、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推動現代企業制度建設、鼓勵企業向現代化治理轉型、引領企業研發核心技術並提高持續創新能力。中共領導各級政府堅定不移地支持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培育充滿活力的多元市場主體，大力營造促進民營企業高品質發展的制度環境。 中共善於優化市場競爭環境，令民營企業可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平參與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中共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的現代產權制度，以全面依法平等保護民營經濟產權。中共不斷放開民營企業市場准入，精簡市場准入行政審批事項，在准入許可、政府採購和招投標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此外，中共亦完善公平競爭審查和統一的市場監管制度，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改革，保障民營企業平等獲得資源要素。 中共致力構築公平有序競爭的營商環境，重視治理效率與品質，主動作為，靠前服務，引導扶助，解決問題，為民企發展排除後顧之憂。中共努力建立規範化、機制化政企溝通渠道，暢通企業家反映問題、建言獻策的渠道；完善涉企政策制定和執行機制，健全涉企政策全流程評估制度和調整程式；創新民營企業服務模式，不斷提升政府服務意識和能力，要求各級政府編制並公開政務服務事項清單，完善對民營企業全生命週期的服務模式和鏈條。 更值得強調的是，中共善於控制系統性金融風險。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消化了金融系統壓力；中央政府擁有非常健康的資產負債表；政府有高度敏感的危機防範意識，勇於承擔最後救助責任；中共有強大的政治意志和行政手段穩定和支持金融機構和市場。迄今為止，中國沒有發生金融市場和匯率劇烈動盪、特大金融機構倒閉、銀行存款大範圍擠提等現象，較好地避免了嚴重的系統性金融危機。1998年香港金融市場被國際炒家狙擊，中央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聲明將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確保特區政府有足夠資金進入金融市場進行干預，最後成功擊退國際炒家的襲擊。 《香港國安法》頒佈實施和選舉制度完善之後，解決經濟社會民生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成為特區政府面臨的首要任務。相對於內地規模龐大、持續增長的非公有制經濟，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的經濟表現已今非昔比。當前香港的發展受困於壟斷性經濟結構和停滯不前的公共政策，中共領導內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和控制金融風險的成功經驗，對香港實現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目標彌足珍貴。 在『一國兩制』安排下，中國共產黨有能力在香港推動落實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引導構建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督促特區政府提高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效能，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實現良政善治，增進全體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增強香港同胞對祖國的歸屬感、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感和對身為中國人的自豪感。 ...

天大研究院 2021-07-01 『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公開宣講中國共產黨的論壇活動，是一項可載入史冊的重大創舉。論壇的成功舉辦，對香港各界乃至國際社會進一步認識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尤其是其中的『一國兩制』偉大事業，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在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之際，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聯合主辦、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為特邀主辦的『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這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公開宣講中國共產黨的論壇活動，是一項可載入史冊的重大創舉。論壇的成功舉辦，對香港各界乃至國際社會進一步認識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尤其是其中的『一國兩制』偉大事業，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在此次論壇上，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作了『百年偉業的「香江篇章」』主旨演講。駱惠寧主任回顧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國兩制』事業走過的非凡歷程，總結了這段歷程帶給我們的寶貴經驗和啟示，形象地把『一國兩制』事業比喻成為香港以自己特殊經歷融入中共百年偉業這部壯麗史詩的華彩篇章，滿懷信心地展望新時代的『一國兩制』實踐必將續寫嶄新篇章。 中國共產黨創立於1921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於1997年7月1日。7月1日，這個特殊日子，成為了中共和香港的共同生日，奠定了一個偉大政黨和一個世界名都的特殊情緣。 近代中國，積弱積貧，列強蹂躪，香港割讓無疑成為中華民族之痛。誕生於國家將傾、民族將亡之際，以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己任、為初心、為使命的中國共產黨，對於香港的失去及其背後的道理，其痛之深，其悟之徹，相信不亞於當時的任何政治組織。從創立之始到贏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中國共產黨一直深耕于香江大地，支持香港同胞的正義鬥爭，廣大香港同胞義無反顧地以不同形式幫助中國共產黨生存、發展和壯大，為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香港貢獻』。『香江篇章』之序幕就這樣拉開了！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權衡利弊，基於戰略考慮，從香港同胞的福祉出發，沒有馬上收回香港，為香港各項事業發展創造了不可或缺的和平環境，提供了強大的後盾支持。滔滔東江水源源不斷流入香港千家萬戶、鮮活的農畜產品一車車地送到香港同胞的飯桌上。香港沒有辜負祖國的厚望，經濟社會比翼齊飛，『東方明珠』照亮維港兩岸，『亞洲四小龍』高立太平山頂。 香港市民素有家國情懷，兼具國際視野。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也鼓舞了港九新界各路商賈賢達、甚至普通市民毅然北上，投奔參與祖國內地建設。大量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從香港、或經過香港流向大江南北，殷殷赤子情穿越羅湖橋感動長城內外。香港搭上了國家快速發展的列車，在1998年金融危機前很長一段時間裡，國民生產總值GDP平均增速超過10%，各項國際排名和評級名列前茅。『香江篇章』之發展篇章完美呈現！ 中英談判，確定1997年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香港完整回歸祖國。為了確保香港平穩過渡、順利回歸、繼續繁榮穩定，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並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構建、踐行、支援『一國兩制』框架體系、政治承諾和事業發展，堅定地反擊各種唱衰、詆毀、破壞『一國兩制』的雜音、偏見和圖謀，有力地捍衛了『一國兩制』事業，確保這一無跡可尋、無樣可學的曠世偉業沿著正確方向和軌道繼續前行。 『一國兩制』是一塊政治試驗田。追溯歷史，反思既往，無論是《香港特區基本法》條文內容、行政立法司法制度，還是中央與特區的關係、特區管治和選舉模式，以至一般的民生和教育政策、陸港兩地人民往來關係等，都可以做得更好、做得更穩妥。事實告訴我們，在『一國兩制』的實踐過程中，有些地方確實沒做好，沒有認真地履行維護國家完整和尊嚴的重要責任，沒有確立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以至令反中亂港分子、外部勢力有可乘之機，利用香港作為顛覆國家之地。所幸的是，我們已經發現了問題。只要能及早拾遺糾偏、堵漏補缺，便可以少走彎路、少受折騰。 回歸24年來，香港經歷金融海嘯和金融危機、沙士疫情和新冠疫情，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屢施援手，幫助香港化險為夷。伴隨著這些經濟風暴和無情天災，香港出現了有預謀、有策劃的社會暗流和社會運動，從反23條七一遊行，到『反國教』、『占中』、『反修例風波』，這些『人禍』接二連三衝擊香港社會和『一國兩制』，其破壞力之大遠在『風暴』『天災』之上。在這種嚴峻形勢下，中國共產黨果斷出手，不僅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懲治，更以大無畏的姿態走到台前，走進大眾視野，以強有力的精准舉措撥亂反正，把香港從大亂的懸崖拉回來，在不到一年內實現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香江篇章』之華彩篇章再現華彩！ 以史為鑒，大亂大治。亂局之後的香港，何去何從？對此，中國共產黨已經簡而明宣告天下：『愛國者治港』。眾所周知，港英時代統治香港的主要是英國人，用的是英文和英國人的文化價值觀，華人只是點綴。脫胎于港英時代的香港特區治理制度已經跟不上形勢發展，與『一國兩制』體系本質相去甚遠、極不適應。中華民族的歷史車輪已經滾滾駛入了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作為中國之子的香港，是否應該反思回歸以來的種種現實，徹徹底底回到『港中時代』呢？而港中時代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理應這樣來貫徹落實：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央實施全面管治權，特別行政區繼續享有高度自治權，秉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價值理念，以出生成長在中國領土範圍內的、符合基本法要求的愛國者治港。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慶典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在回信給北京大學留學生時指出：讀懂今天的中國，必須讀懂中國共產黨。我們可以這樣斷定：只有讀懂中國共產黨，『一國兩制』事業這一華彩篇章才會更加出彩，攸關750萬港人福祉和14億多中華兒女大團圓的『香江篇章』之未來才會更加美好！ 有位英國作家寫了本書，中文書名叫《香港：大英帝國的終章》。我們深信：鳳凰涅槃後的香港，必將成為國家完全統一、民族偉大復興的首章！ ...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1-05-03 改革后的香港选举制度让社会各方面的利益都能够充分代表，体现了均衡参与的原则，融合了直接民主、间接民主和协商民主，为贤能之士登上政治舞台和进入决策核心提供了机会。 继全国人大3.11决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3月底通过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以完善香港特区的选举制度。香港特区政府随之将在三方面跟进，包括公众解说、本地立法和安排选举。改革后的香港选举制度让社会各方面的利益都能够充分代表，体现了均衡参与的原则，融合了直接民主、间接民主和协商民主，为贤能之士登上政治舞台和进入决策核心提供了机会。 民主形式多元化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全球大行其道，美国日裔学者福山甚至狂妄地称其为人类历史最后的社会制度，大批非西方国家跟风接受了西方政治体制。尽管这些国家保留了本国传统政治元素，但基本上实行了普选和多党制，就像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 西式民主制度被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接受，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国家把自己的本土元素加入其中，产生多种多样的混合民主形式。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可能与其西方的起源大相径庭，在拥抱本地传统的基础上，开创出大量崭新的模式。广泛代表性、优良管治、协商公议、贤能政治、集体主义、问责制等思想被融入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中。这样，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呈现出本土化和多元化的特征，而西式民主将难以继续居于世界政制的主流。 迄今为止，西方国家仍然拒绝承认世界出现民主形式多元化的现实，尤其是排斥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吸收了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元素，将其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在大面积接受市场经济的同时，建构了与西方并驾齐驱的新型政治体制。中国成功开辟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民主发展道路，但鲜有西方人相信中国能提供一种制度来取代西方自由民主体制。自前苏联解体以来，西方就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被淘汰的社会模式，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无法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抗衡，因此坚信中国经济奇迹无法持续，在中国经济持续崛起的事实面前，仍然一直鼓吹中国崩溃论。 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度偏见有所缓解，逐渐承认中国经济总量即将超过美国的可能性，但是否定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2019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防疫抗疫的成功凸显出中国特色民主制度在治理方面的优越性，中国政府以铁一般的政绩表明，世界上存在一种比西方政治制度更能保障民众生命健康等基本人权的体制，中国民主是一种实质民主而非形式民主。一些西方学者由此开始反思自由民主体制的缺陷，并思考中国特色民主对人类发展可能带来的长期价值。 以优质治理为核心的中国混合体制 中国政府享有高度合法性，这是西方政界和学界难以理解和承认的现实。这种认知差距的原因在于合法性来源的不同。西方国家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选举，而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基于民本思想的优质治理，其直接的表现就是经济民生方面的政绩。 为了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中国政府需要时时刻刻通过政绩来保持和加强合法性。西方对中国的批评集中于缺乏普选权、多党制和个体自由等，但中国民众更看重政府治理效率和能力、短期问题的解决、长期战略规划、实干主义的政策选择、不断尝试和纠错的能力、对利益集团的制约、公共物品的供应等优质治理本领。因此，善于经营选举却缺乏实干能力的政客、缺乏战略与谋略的官员、缺乏长远规划的政府、无法吸引贤能之士的体制等，在中国民众的眼里，才是真正缺乏合法性的。 中国重视治理而非选举的制度特点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民众对治理合法性的认同来源于中华传统思想和大一统的历史经验。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自然灾害频繁，却成为人类社会最古老文明中唯一持续发展至今的地缘文明。这得益于儒家主张的以民为本的国家治理思想和体制。中国一直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国，中央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维护国家统一。在主张轻徭薄赋的儒家士大夫治理下，古代中国的中央财政并不强大，如果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那么就容易产生分裂和动乱问题。卢梭当年认为民主选举制适合规模较小的国家，的确有其一定道理。作为一个面临复杂历史、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现代大国，中国比较适合兼顾选举和治理的体制。 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成功，令其融合选举和治理的混合体制在国际上逐渐获得合法性。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由于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中国GDP超越美国的时间大大提前，学界的共识是10年之内中美经济总量地位就会发生逆转。2021年2月25日，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完成脱贫攻坚战，建立并完善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社保、医疗体系，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奇迹。在这种治理成效面前，西方政治制度对中国人影响力下降是必然的。 香港走向贤能政治 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就是落实民主形式多元化理论的实践、建立以优质治理为核心的混合体制的开端。选举制度改革为社会优质治理打开了门户，但是制度建设需要落实到执行政策的官员个人和群体上。融合选举和协商的混合体制，其优势之一在于选拔能力超群、品德端正的人士出任公职，这就是西方学界所称的贤能政治。 贤能政治对官员要求颇高，要求既“贤”且“能”。“贤”指的是道德品格，包括遵纪守法、政治诚信、社会责任感、公共服务精神等；“能”则指实际治理才干，包括高超的社会沟通和交往技能。“贤”和“能”二者不可偏废，缺一不可。与“贤”相关的道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是特定时期人们对掌权者的一种有共识的要求。与“能”相关的才干，同知识和经验相联系，有着更为客观的标准。贤能之士无法通过选举产生，而依赖选拔制度，包括有量化标准的考试和资深人士的协商推举。 改革后的香港政制融合了协商选拔与投票选举两种遴选方式，有利于挑选出关心市民需求、考虑市民利益、代表市民和社会选择的公职人员，不同于西式选举只是确保人民参与政治及选择领导人权力的程序性安排。香港贤能政制不同于西方理论中的政治精英主义。政治精英主义指的是依据才干和经验来分配政治权力，并因而与“一人一票”式的平等参与原则相对立，但忽视官员的道德品质和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这不是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的愿景。 长久以来，香港政界、学界和舆论界一直以西方民主制的视角评判香港制度发展，认为只有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选举制度才是良政，其它一切政治体制都是专制统治。然而支持所谓“真普选”的反对派，无力解决香港存在的市场垄断、土地房屋等深层次问题，继续听任财团掌控着不成比例的权力。香港推行贤能政治，有利于选拔出能力超群的领导者，他们将更具战略眼光、全局意识和基层经验，能够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决策。在经济民生困难重重的时刻，香港需要规避西式选举制缺陷的治理形式。当然，香港要真正实现在道德上有号召力、政治上有高度民意支持的贤能政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建立政绩考核制度 自非法“占中”、“修例风波”爆发以来，香港深层次矛盾激化，社会长期处于失序状态，对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国安法落实后，香港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进程，特区政府主要部门和官员，特别是纪律部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等积极落实国安法，勇于维护社会秩序，对稳定香港局势立下汗马功劳，但这些并非港府公职人员的普遍现象。围绕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贯彻落实贤能爱国者治港的原则，特区政府有必要建立政绩考核制度，改进主要官员政绩考核工作，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机制，不断提高公职人员政策执行力和管治能力。 特区政府要充分发挥政绩考核引导作用，促使公职人员维护国家安全，践行爱国者治港原则。要把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推动解决社会深层次问题的实际表现和工作实绩，作为评价官员和公职人员表现的基本依据，作为检验其是否称职的重要尺度。 特区政府要把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判官员和公职人员推动香港发展政绩的重要标准，在考核中充分反映群众感受、体现群众评价。港府宜注重考核民生保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引导公职人员践行以市民为中心的工作伦理，用心用力解决市民关切的实际问题。 在维护“一国两制”框架的前提下，就重大经济民生问题，中央可以对特区政府领导团队和主要问责官员设置关键性、引领性指标，以“指挥棒”形式指引特区政府构建明责履责、考责问责的工作制度，解决部分公职人员庸、懒、散、慢的作风问题。这样，中央可以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督促港府官员提高管治政绩，激励官员坚持原则，敢于担当，胸怀国家，谋划香港的未来，办好香港的事情，推动“一国两制”实践稳健前行。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云 2021-03-31 香港社会各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贫富悬殊、房屋置业等问题，但在进一步剖析及商讨对策时，各界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建议，纠缠不清。这实际上是各种讨论都未触及“深层次”，以至各界欠缺共识，难以推出有效地解决方案。 我们在讨论香港近年来的社会动荡、寻找其根源的时候，发现除了政治因素外，“深层次矛盾”问题更值得反思。香港社会各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贫富悬殊、房屋置业等问题，但在进一步剖析及商讨对策时，各界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建议，纠缠不清。这实际上是各种讨论都未触及“深层次”，以至各界欠缺共识，难以推出有效地解决方案。 香港“生产主义”福利体系 “福利体系”主要用来划分不同的福利制度类型，分析“福利体系”维度，包括提供福利功能的部门（如政府、市场、社会）、福利提供的准则、“去商品化”的程度（即个人的福利能多大程度上独立于其收入及其购买力）等。我们在审视一个地方的福利制度时，需要找出问题根源，并参考国际经验，进行比较研究，避免出现纸上谈兵。 香港的福利体系实际上属于“生产主义”福利体系，即财政资源集中投放在教育、健康等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和维持劳动力商品化的社会政策范畴。这种模式具有典型的东亚地区福利制度的特色，始发于工业化发展初期，目的是缩小与先进工业福利国家的差距。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房屋、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政策的扩展，这种模式造成了香港两代人的向上流动。 在这种“生产主义”福利体系下，社会政策往往服务于经济发展，这也造就了以就业为核心的福利体系，以高就业维持市民个人生计，减少对公共福利的依赖。因此，每当谈到香港市民的福祉问题时，有意见认为香港的就业状况良好，市民能够自力更生。虽然香港近十年的福利观念及制度持续发展（转折点是2011年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但由于路径依赖的制度惰性，大体保持了这种“生产主义”福利体系。然而，香港长期强劲的就业市场，让人忽略了“生产主义”福利体系的危机。当就业出现问题时，整个福利体系也会变得脆弱，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 疫情中尽显香港福利体系弊端 香港政府一直以维持稳健、灵活、蓬勃的就业市场为重要政策方针，让市民得以维持基本生计，然而就业稳定在过去一年受到严重打击。在2011年至2019年期间，香港的失业率长期低于3.5%，接近全民就业的稳定状态，维持了近九年的时间。然而，受2019年社会动乱及2020年疫情的影响，从2020年开始就业情况显著恶化。香港的失业率在2020年首季升至4.2%，打破了自2010年第四季度开始不高于4%的局面，其后失业情况持续恶化，至2020年第二季度开始升至6.2%，并一直维持在6%左右的高位水平。除了失业率上升外，就业不足也值得关注。受疫情影响，很多职位以无薪假期的形式，勉强保留就业，但若疫情及经济环境持续恶化，这些职位转为失业的风险很大。最新的统计显示，就业不足率为3.4%，远高于去年同期的1.2%。受疫情影响，2020年的住户入息中位数也呈显著下跌趋势。“从事经济活动的家庭住户”的收入中位数2019年第一季度的每月入息是36,500港元，从2020年第一季度开始下跌，2020年第一季度的每月入息是36,200港元，减少了800港元。住户收入下跌情况在2020年持续恶化，至第三季度时，同比下跌2,100港元，跌幅为5.9%。就业不稳定，其反映在福利体系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香港一直没有建立健全失业保障制度，各类工会组织只能倡议政府发放临时失业津贴，以解燃眉之急；二是很多底层市民的积蓄难以应付长时间的失业，也难以适应重大的经济环境变化，甚至只能选择借贷度日。基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洞见香港福利体系所累积的社会深层次矛盾。 收入分配结构的脆弱。香港的贫富差距问题虽然一直受到关注，但以就业为主导的福利体系并未受到充分重视。受到疫情冲击，香港的就业情况严重恶化，底层家庭更是首当其冲，这突显了收入分配结构的脆弱性。香港的基尼系数由2006年的0.533上升至2016年的0.539。香港贫富差距严重，多年来没有明显改善。2016年，收入最高组别的中位数为65,000港元，收入最低组别的中位数为4,160港元，两者相差14.6倍。最高收入的人口占20%，其收入占整个社会收入的55%。这个比例在1996年至2016年间几乎没有改变。1996年至2016年，最低收入两个组别的中位数，增幅只有30%；而最高收入两个组别的中位数，增幅达73.3%和75%。 房屋作为资产性收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长年资产性收入增长持续超过工资性收入增长，更进一步加剧了市民收入的结构性差距。香港资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股市与楼市两个市场。回归以来，截止至2019年，恒生指数增长率为162.9%，房屋售价指数增长率为134.8%，远超过平均薪金指数增长率85.1%，拥有金融资产及物业的市民实质收入所得远超那些没有资产的市民。底层市民除了工资收入不高外，资产收入不足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因素。 2008年金融海啸后，全球货币宽松政策造成资产价格上升，使得拥有较多资产的富裕阶层因财富效应获得更多的资产性收入。没有房屋、买不起楼不只是安居乐业的问题，更是资产财富累积的问题。2019年全港约有一半住户（即约130万户）未有自置居所，而2020年第二季的楼价与收入比率已达到18.8，这将进一步拉大两大阶层市民之间的资产性收入差距，加剧社会深层次矛盾。 政策建议 香港要纾解深层次矛盾，应当从福利体系的转型着手。福利体系改革可依循既有基础做出合理的调整，从两个方向入手。以香港的“生产主义”福利体系为基础，探讨转型至“以人为本”福利体系。“以人为本”体系除了能够提升市民的人力资本，更注重其实际的情况及需求，为市民赋权。 第一，香港一直以鼓励就业为政策核心，其具体细则要有效回应市民实际需要。香港虽有职业培训、就业支持，但在家庭友善政策方面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例如，香港妇女投身职场的最大障碍是欠缺足够的家庭友善政策配合。课余托管名额不足、服务时间及名额的地区分配不均，多年来问题仍未解决，令有托管需要的家庭得不到合适的服务。香港立法会研究报告指出，2018年本港约有十万名2岁以下幼儿，却只有约1,730个由资助机构设立的照顾服务名额，即不足2%幼儿可获相关服务。政府要在托儿服务方面加大资源投入，可考虑整合学校场地与社区资源，增加托儿服务名额；加强以“服务券”的形式资助底层家庭使用课余托管服务，以释放底层妇女的劳动力，使其可以为家庭增加收入。与此同时，政府还可鼓励妇女加入幼托行业，提供专业的培训课程，给予更高额的培训资助，并与相关企业及机构合作，提供“培训-实习”一站式安排，让参与培训的人士同时获得工作经验，增加其市场竞争力。 第二，有恒产者有恒心，既是为市民积累资本的政策，也是未来的重要方向。资产性收入是市民实质收入重要组成部分，而房产是较为稳定增长的资产，政府须积极为市民购买房屋赋权。特区政府可参考新加坡的做法，采取明确的“双轨制”，明确划分公营及私人房屋市场。政府须大幅度增加公营自置房屋（居屋）的供应，并在供应充分的情况下，明确分割市场，如：收紧或取消现时的居屋转售政策，限制公营房屋流入私人市场。这样的好处是，一方面增加市民置业的机会，另一方面虽然市民置业的机会提高了，但由于明确分割市场，能够自由流通的私人楼宇供应反而受限，令私人市场的楼价仍有上升空间，使私人楼宇资产的利益可得到相应保障，减少社会内部矛盾激化的风险。 ...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1-02-24 垄断是香港经济体中最根本的结构性问题，导致过去20多年香港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和族群矛盾激化、政治冲突几近失控。 日前推特、脸书、谷歌、亚马逊、YouTube等全球知名科技巨头集体封杀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账号，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为首的欧洲政治家明确表示反对，这再次激起西方各界对巨型公司垄断行为的讨论。中国内地监管部门中止蚂蚁金服上市申请，并叫停电商计划中的社区团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也成为全球反垄断潮流的重要部分。香港舆论对美国和内地反垄断争议比较关注，但奇怪的是对本地市场中的严重垄断现象却几乎漠视。实际上，垄断是香港经济体中最根本的结构性问题，导致过去20多年香港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和族群矛盾激化、政治冲突几近失控。经济垄断与社会骚乱相互强化，使得香港当前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局。如不解决这一深层次矛盾，香港无法有效推动并落实社会和政治领域内的各项改革举措。 垄断降低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引发政治和社会问题 垄断意味着一家或极少数公司主导市场，西方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巨型企业垄断市场存在诸多缺点。首先是市场壁垒高筑，中小型企业难以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市场活力被扼杀；其次，由于垄断地位可以确保稳定的利润，所以成熟后的巨型企业对创新技术缺乏动力，消费者难以享受创新技术产品；第三，市场供给方数量极少，消费者选择有限，权利受损；第四，由于市场竞争不充分，消费者往往要付出更高的价格来购买产品和服务；第五，由于只有极少数生产方，他们容易因为利益诱惑或者人情联系而相互勾结，迫使消费者付出远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第六，因为只有极少数生产方参与市场活动，行业缺乏足够的创意，导致产品或者服务严重同质化。 这些负面影响的核心在于，如果市场被少数财团垄断，那么竞争难以达到充分状态，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受损。实际上，欧美竞争法的核心就是确保优化包括生产、交易和管理效率等在内的企业经营效率。尽管垄断存在或多或少的益处，但大多数垄断行为特别是巨型公司垄断，都不利于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率。西方经济学界对此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实证研究，都已经存在大量成熟文献。David j. Ravenscraft、F. M. Scherer、Melissa Schilling和John Kwoka等知名学者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巨型企业合并没有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美国著名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曾说，“我倒是希望有人给我举出几个提升了效率的并购案例！”(I wish someone would give me some examples of mergers that have improved efficiency.)对上个世纪60和70年代美国企业合并潮的历史研究也表明，并购并未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个世纪80年代反垄断的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才在英美大行其道，包括ITT、Gulf & Western、Texaco、Mobil、British Leyland等巨型企业被剥离资产或者拆分。 当然，在西方市场环境中，垄断并非一无是处。对于企业特别是新兴高科技企业而言，由于垄断带来高额利润，企业有条件将部分资金用于改善和提高现有产品或服务，积累更多研发资金，减少了研发失败的风险；垄断降低了企业经营失败的风险，有利于企业长期生存与发展；对于消费者而言，市场供应结构简单，他们不必在数十种选择中进行复杂的比较即可选择适合他们需求的产品或服务。 除了造成经济上的副作用，垄断也会产生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以美国《克莱顿法案》为代表的反垄断法案没有明确针对垄断带来的相关政治问题，主要对其在经济上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监管。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巨头公司对公民个人数据的掌握，垄断的政治影响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担忧。个人隐私、巨额财富以及其所带来的政治控制和影响能力集中在不受监管的极少数人手里，公共利益只能依赖这几个人的善意，而不是政府制定的能够制衡这些人的制度，社会公共利益随时都会处于危险之中。 巨型公司占有庞大社会资源，因而能够投入更多资金介入政治选举，以捐款游说政客，从而操控政治权力，维护公司所有者的个人价值观和利益。公司规模大，就能控制更多社会资源，就能够很容易地把资源转化为政治权力。通过不断并购，即使经营效率下降，但随着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营业额和利润总额就越来越高，越能为政治运作施加更大压力，进而能够施压立法机构和政府官员，保护企业长远利益。如果企业控制了媒体、智库和大学，收买或说服大量记者和学者，左右社会舆论与学术焦点，维护企业高管利益，那么公共利益就会成为牺牲品。 双头垄断（duopoly）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财团垄断，在香港颇为流行。在这一市场结构中，市场由两、三家到四、五家公司主导生产和销售特定产品或者服务，并且不存在良好的替代品。在极端情况下，这意味着整个市场上仅存在两家公司，而更多的实际情况则是两家大型公司对市场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它们各自的行为和彼此间的关系左右行业发展生态，尽管还有其它中小企业与这两家大型公司并存。人们熟知的西方双头垄断案例有软饮料市场上的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大型商用客机生产市场上的波音和空客、信用卡市场上的万事达和维萨、手机操作系统市场上的苹果和安卓。 西方垄断理论的不足之一是其对非西方市场环境缺乏足够解释能力。目前的相关理论和模型主要基于西方市场行为，但是非西方市场存在一些被忽视的重大变量，足以改变甚至推翻现有市场竞争理论的结论。在西方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双头垄断和混合并购，在非西方社会往往会导致市场失灵。如果我们完全根据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包括香港在内的东方社会来制定公共政策，特别是决定政府应该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干预，那么政府决策容易欠缺足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产生垄断的三种并购形式与政府监管 垄断主要源于各种形式的并购交易行为。企业并购一般包括横向并购、纵向并购与混合并购。横向并购发生在直接竞争者之间，指的是两个或以上在法律和经济上相互独立的实体合并为一个新的实体；纵向并购发生在同一产品市场中处于不同环节而实际上存在买卖关系的企业之间，代表同一价值链上两个或以上企业发生的合并；混合并购比较特殊，指既不存在直接竞争又不存在买卖关系的企业之间的合并。混合并购有助于提高所有者经营多样化程度，实现资金融通和降低经营风险。 这三种企业并购形式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对市场造成破坏，产生资源过度集中的市场，妨碍公平竞争，降低社会总体经济效益，给社会福利带来严重危害。混合并购不会直接导致竞争对手数量的减少，也不会导致市场向新入门者关闭，所以各国反垄断法一般对混合并购都网开一面，但是巨型混合并购容易降低社会总体经济效率，损害消费者利益，显著减少社会福利，并且使企业拥有其不该拥有的政治权力，因此欧美也会动用反垄断法来加以规范。 混合并购在特定情况下会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对市场竞争、中小公司和消费者权益带来不利的影响。首先，巨型公司占据多个行业的头部，可以同时代表不同行业对立法和行政机构施加压力，坐实特殊利益集团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其次，巨型公司通过捆绑方式增加市场集中度。巨型企业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搭售，把取得垄断地位的产品与存在市场竞争的产品进行捆绑，从而提高后者的市场份额，这明显是一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公平竞争。第三，混合并购形成的巨型企业创新动力不足。致力于混合并购的企业一般守成意识浓厚，目的是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通过多元化经营降低风险，维持所有者财富持续增值能力。在目标行业、企业和产品的选择上，并购企业往往选择发展前景明确、产品市场明显、需求稳定的产业，使合并企业成为大而不倒的常青树，但是创新和经济效率就此被葬送。 人情对香港市场的扭曲 香港实际上是一个看重方言和出生地的部落社会，并没有完成现代化进程，其实就是费孝通所讲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通过人情构建了一个“自己人”的社会，促使形成对内团结互助、对外一致排他的互助社群。人们的行为围绕着人情规范展开，即使来自西方的市场行为也受制于东方的秩序。 西方讲究规则的市场竞争机制在香港发生很大程度的嬗变。香港社会成员以自己和所在部落为中心确立礼俗交往秩序，根据距离远近形成亲疏关系不同的圈层。商人根据礼俗区别对待熟人和陌生人。对待熟人，商人按照情面原则行事，纯粹按照市场交易常常被认为是生分的表现；对待陌生人，排他是合理的，阻止陌生人进入市场交易也是合理的；漠视陌生人的利益，偏袒熟人和本地人同样是合理的。本地商人形成伦理共同性和商业互助性，在歧视原则的支配下对待外来人。外来商人面对的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强大的互助亲密群体。当然，这种内外有别的礼俗秩序，不仅适用于陌生人，也适用于熟人社会中非本地出生、非本地口音的新移民。 香港没有经历内地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剧烈的社会变迁，社会总体上呈现出生活方式传统化、人际关系亲疏化、社会关联部落化和家族势力延续化等诸多特征。在接受英国带来的现代化的同时，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内容在香港得到保留。在殖民地时期，英国文化是主流的官方文化，这造成了香港相对于内地的异质性，导致私人和公共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可以自由进退的公共生活的空间逐渐扩大和制度化；另一方面，熟人社会中的私人生活日益封闭化和隐蔽化，因此我们可以说英国的隐私文化实际上强化了香港的熟人社会。 香港垄断性市场结构及影响 香港能有今日的经济成就，得益于上世纪本地企业之间充分的市场竞争。在上个世纪，香港的纺织业、制衣业、玩具业、塑胶业、钟表业、印刷业等产业蓬勃发展，厂家动辄上千家，有的甚至超过1万家，这促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的行业中心。1957年，香港纺织厂数量达到3,300家，雇佣工人15万左右；1967年，纺织厂数量增长至11,000家，雇佣工人43万左右。1975年，香港制衣厂达到8,047家，雇佣257,595名工人；1987年，制衣厂的数目增加至顶峰，达10,556间，雇佣工人接近30万人。1960年香港有塑胶花厂557家，1972年达到3,359家。1980年代初香港钟表厂有1,187家，1985年达到1,436家。上世纪60年代，香港共有600多家印刷厂，70年代已增至1,500多家。据香港贸易发展局2001年的资料，当时内地约有6,000家玩具生产商，其中约有4,000家玩具厂开设于广东省，且绝大部分属于港资企业。 然而，自回归以来，香港经济逐渐被财团垄断，除了金融业，其它主要行业内能够相互竞争的企业数目锐减。最常见的就是可以避开反垄断舆论的双头垄断，主要市场份额由两个或三到五个大商家占据。香港零售市场主要被怡和与和记黄埔瓜分。香港零售市场充满各式各样的品牌和店铺，看似选择众多，其实都是怡和与和记黄埔控制的生意。“不是万宁就是屈臣氏，不是惠康就是百佳”，这是香港市民的基本观感。2013年惠康和百佳的市场占比约为62.5%，而到了2017年它们的市场占比已升至70%。 目前强积金市场上管理人收取的管理费过高，原因也在于头部公司垄断。虽然认可的基金信托机构有15间，但管理基金总值最高的五家已占整体市场近七成，只要几家龙头公司不减价，其它受托机构亦无减价的诱因。香港供电市场只有港灯和中华电力两家供应商，而且市民其实无法选择，住在九龙的只能选择中华电力，住港岛的就只能选择港灯。香港燃油行业由五大公司主导，它们的零售牌价几乎完全一致，而且加价和减价的时间和速度也几乎一样。 至于为人诟病的房地产市场，主要由新鸿基地产、长实地产、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会德丰等龙头企业掌控。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老牌地产商不断以低价买入新界业主的换地权益书和土地，囤积大量便宜的土地，然后一直推动政府实行高地价政策，从而大幅提高了新发展商的入市成本，中小型房企逐渐失去拿地能力，市场集中度不断向龙头集中，形成目前土地的垄断情况。香港零售业租金水平长期在全球高居榜首。一方面，这是由于地价高；另一方面，这是由于混合并购导致租赁市场被地产商垄断，缺乏应有的自由竞争。地产商共谋叫价以获取高昂租金，小商户只能任由地产商定价，甚至支付与营业额挂钩的租金。 混合并购进一步固化了财团的社会垄断格局。以地产商为例，龙头企业通过混合并购实现多元化发展，控制了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公用事业。比如新鸿基拥有九巴，九龙仓拥有天星小轮，长实拥有港灯，恒基拥有中华煤气和油麻地小轮等。他们可将公用事业用地转换成利润更高的房地产项目，获取更多利润。地产商也控制了大量媒体，比如新城广播有限公司、NOW新闻电视和《信报》由同一家族所有，有线电视网络由新世界、远东发展和九龙仓集团所有。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海言 2021-01-14 进入疫苗接种阶段，香港政府最紧迫的任务是要重新审视这几轮的抗疫策略，总结过去政策、法律制定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失误和教训，听取各界建议和意见，从严从速抗疫，积极向内地及其它抗疫成功的地区和国家学习经验，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11月初，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会见林郑月娥时明确要求，要将疫情防控作为特区头等大事。12月11日，港府终于公布所采购的首批新冠疫苗将于明年1月到港，并组建专责小组统筹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然而，进入疫苗接种阶段，香港政府最紧迫的任务是要重新审视这几轮的抗疫策略，总结过去政策、法律制定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失误和教训，听取各界建议和意见，从严从速抗疫，积极向内地及其它抗疫成功的地区和国家学习经验，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港府需要尽早优化及提升抗疫策略与措施，将疫苗接种、严防输入、大规模检测与追踪等重大工作协调好落实好。未来一年，疫苗接种进程、效果以及病毒变种和疫情发展等诸多问题仍存在重重挑战和不确定性，特区政府抗疫持久战仍将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 香港抗疫难见成效 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防疫情况来看，例如韩国、新加坡、越南和台湾，尤其是中国内地，成效显著的抗疫经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严格遵循检测、追踪、隔离、治疗处理疫情程序，以及优化疫苗接种安排，建立多学科专家协作，科学系统地决策和判断，缜密地部署与指挥，强而有力、严谨而高效地执行，环环相扣，打好防疫抗疫系统战、组合战，从而在遏制疫情恶化的同时，有序恢复经济民生活动。 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限制经济社会活动以及人口流动是长期以来采取的防控措施，直接而有效，但这些传统的防疫措施仍属于被动防御。任何积极有为的政府必须在真正遏制新冠状病毒传播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使经济社会活动不停摆，而当前香港的抗疫情况是，既没有控制住疫情（到目前为止已经爆发四轮疫情），又没有使香港经济发展出现明显的改善，大量行业停滞，失业人数进一步攀升。因此，香港迫切需要创新的管治思维与手段，主动出击，阻疫情、促经济、保民生。 疫情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抗击新冠病毒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与以往抗击流行病的斗争不同，世界各国科技工作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多种创新科技应用于防疫抗疫工作，包括基因测序技术、疫情建模和预测技术、大规模检测技术、数字追踪技术和疫苗研制技术等等。正是这些创新技术的应用，才有了不同形式的全民检测、追踪和其它政策措施，才可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以适应当地情况的方式，迅速做出反应并取得成效，而香港在这方面与其它国家和地区还有不小的差距。 港府抗疫政策措施拖泥带水 在香港出现的四轮疫情中，港府在疫情初期便向入境人士推出了“居安抗疫”手带和流动应用程序。9月份又推行了“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近期，港府再次推出“安心出行”追踪流动应用程序，港版“健康码”也已用于获得出入境免隔离配额的少数人士。然而，检测追踪等创新科技在香港抗疫中的实际效果十分有限。其中的症结在于，政府在推出相关措施时，缺乏配套的实施细则和政策后续的督导，缺乏科普引导和便民服务，抗疫“司令部”缺位，部门间协调衔接缺失等等，港府没有“两手抓”，即一手硬一手软，而是过于偏软，强调“无为而治”，仅凭市民“听话”和自愿参与，导致香港疫情一波紧接着一波，出现四轮大反复。 世界各国和地区疫苗接种陆续开始，社区人口须达到高接种率，通常要求接种率超过70%，才有可能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然而，不同品类的疫苗在有效阻断无症状感染和隐形传播方面存在差异，民众对不同款式疫苗的接受程度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接种普及率势必受到影响。同时，已出现变种的新冠病毒也有可能继续变异。因此，在抗疫新阶段，除疫苗接种措施外，严防输入、大规模检测和紧密追踪仍是非常重要的措施，仍然需要政府继续督促和严格执行。 虽然疫苗有望在下个月进入香港，但纳税人担心，港府付出高昂公帑购置的疫苗、接种计划，会不会如港府9月份推出的所谓全民检测一样，出现高投入低成效、草草收场的情况。倘若如此，香港将很快深陷于新一轮疫情。 政策建议 1.应优化并推行港版“健康码”。港版“健康码”不应只是面向少数具有出入境免隔离配额人士的通关凭证，更不能等疫情平稳后才向大众推行，而要让它在抗疫最关键时期的接种、检测和追踪中发挥促进作用，成为抗疫中便民利民的数码神器。“健康码”功能应优化，结合疫苗接种记录、检测记录及“安心出行”的追踪功能于一体。它不只是出入境通关互认的凭证，也是安心自由出入本地公私营场所及上班上学的通行证和护身符。政府要为优化后的“健康码”赋予足够的政策激励，并大力宣传其好处。例如便利通关、便利食肆用餐、便利教育及宗教活动等等，赋予其种种进入公私营场所进行社会经济活动的便利，令公众感受到拥有“健康码”好处多多，而“健康码”的推行，也成为食肆、校园等公私营机构创造持续运营的条件。 根据香港人口大数据建模及模拟研究，感染接触追踪（contact tracing）可以覆盖八成感染者，以香港目前的超级计算能力可在一天内完成追踪，疫情大体上可以受控。这需要更多市民使用追踪功能，配合“健康码”的推行。在“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中政府已错失推出“健康码”的时机，在疫苗接种阶段，则应借鉴其它地区的成功做法，及时优化和推行港版“健康码”。 2.在大规模疫苗接种阶段，应优先接种高龄和体弱人群以及承受高风险的前线专业人员，包括医护、警察、海关港口边检检疫工作人员、航空船舶、冷链物流工作人员、公共交通司机，以及社区工作者等。同时，根据疫苗的采购和运输储存时间表，要提前做好疫苗接种工作安排，及时做好信息发布和科普宣传工作，为疫苗接种提供各种安全、方便的设施，努力提高公众的疫苗接种率。应让疫苗接种者较为方便地获得疫苗接种证明，并将数据记录在个人“健康码”中，以鼓励接种疫苗。 政府应将疫苗采购品种、储运和接种安排，以及疫苗的科学数据和报告等相关信息主动、及时、透明、充分、生动地传达给公众。此举也利于戳穿各种抹黑疫苗的谣言、错误信息和假新闻，在抗疫中始终把握话语权。政府可动员公共媒体和公关公司实时就疫苗接种全环节，包括训练、预演和实际接种，做好全媒体宣传动员，将此作为公众教育和参与的良机。 3.由于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的实施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因此疫苗的时效性尚待实践检验，未来一到两年严防输入、覆盖未接种人口的大规模检测和追踪仍应作为抗疫常态性工作。政府提出的“外防输入”“须检尽检”和“应检尽检”，必须强制执行，“滴水不漏”地有效落实，各相关部门要保证各个环节不能再有疏漏。其他未接种疫苗或未做检测的人员，可区分高中低风险人群，创造便民条件，并以住户或家庭为单位实施全民采样和分组混检，提高采样精准度和检测效率，尽最大努力尽早地阻断社区隐形传播链。 4.在接种疫苗未达普及接种率之前，应继续执行“限聚令”和“口罩令”等传统的防疫措施，以防止新冠病毒在社区中大规模传播。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一直是降低病毒传播的有效手段，可以为疫苗接种赢得更多的缓冲时间，并减轻对医疗系统的压力。在确保疫情不反复不大规模爆发前，尽量提倡居家办公或实施错峰上班制度，减少人员交叉感染，而“健康码”的推行可以为保持正常社会和经济活动提供保障。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湘宁 2020-12-2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四个中心城市之一，澳门被寄予发挥核心引擎作用的厚望，然而，澳门在回归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存续已久、亟待解决的矛盾。“爱国爱澳”的国情教育增强了澳门人的国家认同感，但是澳门国家认同感的稳固性并非没有挑战。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四个中心城市之一，澳门被寄予发挥核心引擎作用的厚望，然而，澳门在回归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存续已久、亟待解决的矛盾。相对于香港，澳门被认为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典范而被高度认可，“爱国爱澳”的国情教育增强了澳门人的国家认同感，但是澳门国家认同感的稳固性并非没有挑战。澳门国家认同存在的潜在风险相较香港，澳门过往的殖民历史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影响微弱，而回归后推广的“爱国爱澳”国情教育在根本上推动了澳门较高的国家认同感。来自大陆与澳门的CEPA政策、内地开放对澳门个人自由行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对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这在实际层面上进一步加强了澳门居民的国家认同感。因此，对于澳门而言，经济发展和国家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相辅相成。当前，澳门的“爱国爱澳”已经成为澳门社会的主流文化，澳门民众对“一国两制”的信任程度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准，澳门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评分也在7至9分（满分10分）间波动，但有几点潜在风险值得注意。第一，新移民影响澳门居民的国家认同。澳门回归后，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自2004年开始澳门经历了四次的移民潮以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移民除了缓解劳动力不足、活跃了澳门本地经济之外，也带来了楼价飙升以及文化融合的问题。以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为例，2015年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及澳门青年研究协会针对“中学生国民身份认同”展开调查，结果显示，72%以上的澳门中学生肯定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较2014年调查的55%有大幅上升。对“中国人身份对自己来说很重要”持肯定态度的中学生比例超过60%，比2014年不到40%有大幅上升。不过，此次调查中中国内地出生的受访者占28.3%，较往次调查比例有明显提高，2014年调查这一比例为18.1%，2009年调查为15.3%。如果剔除新移民子女的比重变化，澳门青年一代的身份认同是否有大幅提升仍然存疑。第二，澳门居民的国家认同存在一定的波动性。2008年奥运会期间，澳门居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程度上涨到83.7%，而2014年香港“占中”爆发，澳门居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程度下降至回归后的最低值46.5%。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部分澳门青年在连登、Facebook等社交平台以各种形式予以支持。7月25日，近百名澳门人于连登讨论区展示澳门居民身份证，表示对香港的关注，声援香港示威活动。同时，部分澳门市民通过Telegram群组发起在议事亭前地进行默站，以声援香港反修例运动，此举遭治安警察局反对，主办方其后取消活动，但后续也有记者在新任特首贺一诚的记者会上询问“如果市民申请默站都遭拒绝，如何可确保言论自由？”此后，部分澳门本地学生和大陆学生也在社交媒体展开针对对方的非理智讨论。可以肯定地说，澳门和内地经济的紧密结合以及长期以来大量移民的融入对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推动澳门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澳门对国家的认同。如“议事亭”事件中，不少澳门市民于微信朋友圈等平台转发印上“拒绝”字眼的集会海报，并声明“不支持、不参与、拒绝集会”、“一起守护澳门”；澳门江门青年会也到政府总部递交请愿信，表示集会的有关诉求会扰乱澳门安定繁荣，并希望政府运用《维护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三条）拒绝有关集会的申请。与此同时，随着内地劳务移民的进入，澳门产生了经济层面的自我保护意识。2019年6月，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研究小组公布“2018粤港澳大湾区澳门居民参与意愿调查及网络意见调查”结果。调查显示，约半数受访者表示，愿意未来有更多来自其它大湾区城市居民来澳旅游及投资，但仅有不到30%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未来有更多来自其它大湾区城市居民来澳就业或定居。此次疫情期间，本地居民对外地雇员占用本地工作机会已有微词。为平缓民意，特区政府表示，工作机会应以本地人优先。澳门劳工局长黄志雄表示，截至今年5月底，持蓝卡的外地雇员为189,274人，较去年年底减少7,264人，1至5月期间，共有5,246个专业及非专业外地雇员许可续期申请不获批准。年初至8月份共有3,458人于当局登记为非自愿离职，同时疫情下已减少外雇名额13,000个。第三，澳门经济缺乏自主性、多元化易影响其对国家的认同。回归后，澳门经济经历过两次大衰退，而两次经济低落均与外需骤降直接相关。澳门经济自2014年开始，出现了两次明显的经济下滑。伴随着中国政府反腐运动不断深入，银联卡赌场消费受限、澳门口岸收紧中国护照停留时间等因素，2014、2015年博彩收入连续数月下挫，导致澳门经济受到重创。此后随着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及澳门新一批博彩综合体项目的落成，澳门经济虽在2016年逐渐走出“重创”，开始回暖，但2019年的数据显示，澳门经济连续超过两个季度萎缩，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2020年抗疫封锁措施又重创了对外依赖严重的澳门经济，出现大幅度的经济滑坡并创下最大萎缩纪录。由于相对单一的博彩旅游产业结构，澳门经济资源、消费人群和服务市场高度外向依赖，特别是对内地的依赖。内地是澳门旅游、博彩业最大的客源地。回归20多年来，澳门游客总量增长4倍，其中70%源自内地。自2003年港澳个人签政策实行以来，内地赴澳门游客数量不断增加。可以说内地是与澳门联系最为密切的经济体。也正因此，内地经济环境变化、出入境政策调整都会对澳门经济造成直接、重要的影响。以此次新冠疫情为例，为了应对疫情，中央采取了严格的人员流动管控举措。澳门博彩、旅游业独大的单一经济结构，加上疫情带来的旅客流动限制触及澳门经济的筋骨，已全面冲击澳门经济社会的所有领域，由旅客所带来的经济带动效应在澳门几近消失，几乎等同于澳门的经济命脉被暂时掐断。作为传统微型经济体，澳门市场狭小，资源匮乏，经济对外依存度极高，也极脆弱，催化了深层矛盾的爆发。澳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产业过于单一、过分依赖内地市场的特点，是其经济发展固有的内生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自主发展、多元化发展的路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澳门经济一旦出现停滞和滑坡，就会推责于澳门特区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造成对国家认同的负面影响。政策建议澳门需要加速推进产业多元化的进程，提升经济发展的韧性，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从而进一步巩固对中央的信心和对国家的认同，确保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第一，澳门与内地已于2019年11月20日签署《关于修订〈CEPA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并在2020年6月1日正式实施。根据新修订并于2020年7月1日实施的CEPA货物原产地标准，澳门本地企业可以借助中葡合作平台以及CEPA零关税的优惠，引入葡语国家的优势原材料，特区政府应充分利用中央的各项措施，鼓励澳门企业及专业人士以更为开放的心态，当好中葡合作甚至中国“一带一路”对外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开拓多元化的市场。第二，充分利用横琴自贸区优势。除了传统的博彩旅游业，澳门在中医药、特色金融、芯片设计、物联网、精准医疗、人工智能等领域有较好的基础，因此应将横琴作为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加强粤澳深度合作与世界连接的着力点和下脚点。8月18日，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正式开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型通关模式，除了旅检大厅，下一步还将在小客车和货车通道全面实施。进口食品在横琴口岸被抽查送检的时间从原7-11个工作日缩短到目前2-3小时，极大地便利了货物贸易。澳门可以利用独立关税区优势，将横琴资源延伸至世界，吸引外资企业进驻澳门设立总部，经横琴辐射到内地，共享产业协同发展成果。第三，利用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发挥平台的作用。在实际操作层面，重点加强专业人才和葡语人才的培养。目前，澳门居民仅有2.4%能讲葡语，而葡语专业人才更为缺失。如欲借助中葡论坛推进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澳门必须加强葡语人才特别是专业技术领域葡语人才的重点培养或引进。在“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下，中央人民政府授权澳门特区政府对外签订的双边协定涵盖了航空、司法互助、税收等相关领域。因此，在处理相关对外事务中，澳门特区政府可以承担更灵活的角色，发挥更特别的作用。最后，在相对成功的国情教育基础上，要注意澳门本地居民和新移民之间的融合，但也要注意两者在国家认同、身份认同层面的微妙差异。不仅要加强传统的包括新街坊等社团的引领作用，更要长期关注青年一代社团组织。同时通过琴澳融合，缓解正在上升的澳门本地居民和外雇人员之间的矛盾，弱化因经济不稳导致的本土主义上升的可能性。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甘文锋 2020-12-11 立法会可以做和应该做的工作仍有很多，有些事情不应等到人大或中央有所决定才发言，应该尝试由下而上向中央或人大进言。希望爱国阵营的立法会议员能把握好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做好他们的本分，不要再让中央以及香港的爱国人士失望了。 自从特区政府宣布立法会选举延期至少一年后，无论是政府还是建制派，在这段特殊时期对如何做好立法会工作都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及计划，只是不断收集意见，因此部分爱国人士感到时间在白白流失。究竟该如何行动，现时建制派中亦有不同声音。当前，我们宜尝试提出几个原则方向，把本届立法会余下的工作排出轻重缓急的次序。立法会工作三项原则首先，继续推动陆港融合。其实一直以来陆港两地融合都是大势，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提出之后，这个方针已经定调。不过，香港仍有很多人对融合表示反对，一部分人是基于政治原因，另一部分人仍因为对内地缺乏了解而不愿走上融合之路。回归多年，无论是中央还是港府，在融合这件事上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很多时候都不确定该硬推还是软销。在反条例的事件中，我们看到现时香港拒绝融合的最大得益者，其实是境外势力。只要香港存在分离主义或反融合势力，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人心回归等多方面，他们都会对中央造成压力。不管这些势力是否自身崇洋媚外，或是得到外国势力资助，其所带来的后果并无二致。因此，在今天中美相争的格局下，无论是为了国家安全，还是国家发展，陆港融合已是必然要下决心走下去的一步。陆港融合是对中国不友善的境外势力所不愿见的，以前我们还可能因要保持对外经济和人文交流关系，不愿把陆港融合推进太快，以免在港的外国人有不必要的负面想法，但以今时今日的形势来看，实在没有什么需要顾忌了。从香港长远利益角度看，有助于推进融合的事情，立法会要先做先过，而且要鼓起勇气，向政府进言力推。第二，立足长远，改革政制先于推出政策。虽说现届立法会延长期限最少为一年，而非只有一年，但如果立法会要继续延长现届任期，即使有类似疫情的充分理由，也会引起较大政治震荡。一年后如果没有社会或经济上的充分理由，而只是因为某些浅层原因把立法会继续延期，那必会导致香港社会更加撕裂，同时亦极有可能引起欧美国家的注意甚至谴责。在决定延长立法会任期后，建制派虽然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例如二十三条立法或长者2元优惠由65岁降至60岁等等，政府依然念念不忘“明日大屿”项目，希望在今届立法会继续闯关。然而，这些政策之争都未触及要害。虽说有一年会期，但立法会在重开后短短时日已经几次流会，可以预计留给政府及建制派的时间不会很多。以上的政策固然重要，但权衡轻重，现届立法会应把握现时建制派占多数的机会，乘势而上，改革政制，为长远管治夯实基础。立法会延期后本应立即启动这些工作，但公众却未见立法会做出任何行动。光阴似箭，立法会应该起而立行，为建立适合香港社会的权力架构做出贡献。第三，对不同社会力量分而治之。香港是中美对抗中的一个战场，今天香港立法会要做的事并非仅影响香港一地。在反修例社会运动之后，社会各方阵营在本质上已出现质的变化，建制阵营与反对阵营已不仅仅是在政策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而是变成亲中和亲美的分歧。反修例运动前的内部矛盾，因为旷日持久的对抗，由量变发生了质变。可以预期亲美的阵营，在今后的日子里已不可能再对中国保持忠诚，期待他们幡然悔悟、人心回归，无异于缘木求鱼。即使中央在政策上向他们倾斜，也只能是浪费资源，还可能引起亲中爱国派的不满。因此，未来的政策应准确向爱国者倾斜，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一来可团结爱国阵营，二来可吸引中间派及新一代。政策建议以上工作原则应该贯彻到具体政策上。第一点，关于陆港融合原则，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后，相信港府及爱国阵营的立法会议员对此应该有较清晰的方向。在十四五规划的建议稿中，重点提到香港要与大湾区其它城市合作，特别是香港与深圳在创新科技方面可以紧密合作。香港院校的研究能力以及大量来自全世界的人才，加上深圳完整的产业链，应该可以将香港及深圳共同建成世界的创科中心，支持整个大湾区甚至中国的发展。然而，从近几年的表现可看到，香港政府完全没有魄力推动陆港融合，市民清楚地看到政府官员经常避事，以现时的既定政策作为不作为的弃战牌。举例来说，早前中央派医疗队支持香港做新冠病毒检测，政府即使不做全民强制检测，也应该配合推出健康码，增加市民参加自愿检测的诱因，而市民在安装健康码后，将来进入内地也能更方便。这本是一个让市民认识内地先进技术优势和好处的机会，对香港人融入大湾区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惜香港政府官员却让机会白白地溜走了。本届立法会在剩余任期内，可以配合政府加快通过让居住内地港人投票的建议，甚至可以采用内地的软件程序进行电子投票，以免香港人投票的数据被外国取得。此外，在地域融合上，政党亦要留意不能搞香港特殊的法案，例如在房屋政策方面，不应再建议“香港村”等等。那是否意味着不能向内地建议合作发展呢﹖也不是，将来的建议应以双赢作为基础，而非香港向中央或广东省“攞着数”。举一个例子，早前有人建议香港向珠海租借桂山岛，当时就有几个方案，一是将现时香港的监狱搬到该岛，腾出土地建屋，那不单对珠海没有好处，还会令内地人有负面感觉，觉得香港只会将厌恶性设施给内地，可谓下策；二是直接借地建屋给港人，虽然未必引起负面观感，但对珠海也没有任何好处，是中策；另有一建议是香港将货运码头搬到珠海，再与珠海市政府合作开发新的货运码头，两城共享成果，政策可以达至双赢，这才是上策。即使最后商讨后未必能成事，但香港人特别是立法会议员的提案不能只顾及香港私利，而是要想方法与邻近城市互惠互利。如果立法会议员的提案都不往双赢的方向去思考，那还谈什么融合﹖第二点是关于改革政制。本届立法会热衷谈论的内容还是长者乘车优惠，或是加热烟是否应受监管等等。这些民生议题是工作的一部分，但以今天香港的情况，很明显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特别是现时建制占优的局面可能为时不长，更应该集中精力调整政治制度，以长期维持政治优势。现时香港面临三个重要选举︰特首选委选举、立法会选举以及区议会选举，三个选举都有可以做的提议和工作。以区议会为例，这次建制派大败，估计难以在一至两届选举中取回失地，如果建制派没有行动，那区议会议席及其所带来的庞大资源都会被反对派长期占用。区议会的设置本来就没有写在基本法内，其功能完全可以由现时政府委任的分区委员会替代，那区议会从优化管治的角度而言是否可以取消﹖如果不取消，那是否可以削减区议会或区议员的资源，将这些资源分配到分区委员会或其它咨询架构﹖这些都是立法会议员可以公开讨论甚至建议的。最后一点是关于分而治之。现时香港社会撕裂已经由量变引起质变，不再是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立场决定一切。在管治上一定要认清这一点，即有部分人已完全站在美国的一边。因此现时爱国阵营所控制的立法会所提的政策应该要适度向爱国人士倾斜。例如疫苗在稍后推出后，将会成为重要资源，那如何安排谁先接受注射﹖又例如将来通关初期，应该是分批逐步增加人数，那份额该如何分配﹖如果在安排上全部依靠特区政府，那政府基本上不会考虑管治及政治层面，甚至有可能会透过很多非政府组织做安排，结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资源白白送给以亲外国为主的机构。此外关于移民国外或有双重国籍的香港人，立法会也要尽快研究完善法律，确保他们在未来不能在港投票，影响香港的管治。今天分而治之不是要增加社会矛盾，因为今天香港的矛盾已到顶点。集中资源向爱国者倾斜，是在政治上向香港社会表达明确信息，港人治港应由爱国者作为主导。今天的建制派议员，在思考政策上要有这个决心，去维护在港爱国者的主导地位，这才是建制派应有的担当。总结而言，立法会可以做和应该做的工作仍有很多，有些事情不应等到人大或中央有所决定才发言，应该尝试由下而上向中央或人大进言。本届立法会任期余下不到一年，执笔时香港政府刚以人大决定为由取消四名反对派议员的议席，建制派应当更能主导立法会。希望爱国阵营的立法会议员能把握好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做好他们的本分，不要再让中央以及香港的爱国人士失望了。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雅楠 2020-11-09 后疫情时期，澳门宜抓住“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所蕴含的机遇，利用好澳门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通过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全球治理合作，推广中国“新型全球治理理念”，积极协助国家实施全球治理的战略，成为打通内外双循环中的一个节点。 疫情后全球治理体系走向区域化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冲击，对世界经济运行、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从科技发展和世界经济运行规律来看，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由技术革命主导的第五轮技术周期尾端。由于通用技术创新尚未有重大突破以及结构性矛盾凸显，各国都必须面对本轮周期后期的减速和下一轮技术周期引领新全球化浪潮前的脱序竞争，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产业重构。从全球治理来看，2000年以后美国布什政府开始在外交领域推行新保守主义，强调以单边干涉而非依靠国际组织的方式维护美国在地区问题上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虽与布什政府表现不同，但单边主义倾向更加明显，藐视并放弃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立场，全球治理模式走向极端单边化。“国家利益”使其它国家即使在某些议题或价值观上虽与美国有共通之处，也无法与华盛顿在维护“美国利益”的极端单边化治理中达成一致，世界必然进一步朝多极化发展。在世界多极化发展中，我们将面临大国之间为了争夺关键技术、技术制度标准、话语权等影响下一轮技术周期地位的更加剧烈的竞争，以及疫情带领推动的全球范围内的产业价值链、供应链重组。从技术上看，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全球供应链分散化也将呼应全球多极化的发展。因此，区域化的作用会突显。区域化作为既能保障一定的产业安全，又可以维持国际分工的合作趋势，将在疫情过后更加明显，并成为推动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方式。中国参与后疫情时期全球治理在世界多极化和区域化发展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费市场，是国际多边合作中无法回避的主要力量。一些国家妄图操作“去中国化”，完全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科技应用市场，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为5.9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消费规模的95.67%），半导体进口约3,000亿美元。在疫情期间欧洲企业加码投资中国市场，且不断有美国高科技企业游说取消相关科技限令，这都凸显了中国在区域和国际双边、多边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在疫情中，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举全国之力取得了国内疫情防控的重大战略成果。在国际上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国际人道主义，通过中国援助、中国经验与中国制造为各国抗疫提供支持，推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在抗疫成功后推动复工复产已见成效。据今年第二季度数据显示，中国GDP同比增长3.2%，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为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重建起到表率作用。各国与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供应链和市场联系，将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力量之一。由“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所衍生出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将更加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对于中国而言，后疫情时期的全球治理活动也必然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必然要利用中国的宝贵经验参与全球科学抗疫，尤其是与欧盟、东盟及“一带一路”相关地区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合作。其次，强化区域治理与合作。通过与相关国家地区联合抗疫，合作复工，保障民生，推动公共卫生和健康、生态建设和环保、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合作，带动中国与欧盟、东盟、拉美、非洲等地区的经贸往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拓展供应链和产业链分工协作、创造更多本地就业机会。再次，在科技领域方面，面对某些国家的“技术围堵”，中国在深化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必然也将继续推动科学、技术、人才和创新的国际合作。中国未来甚至有可能提供某种“开源”形式的技术合作，创造最大技术“公约数”。中国能够推动世界在医疗、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新基建”等基础研究应用和公共技术服务的创新体系建设，以继续构建研发服务、技术服务、设计服务、资讯服务、人才服务和专业服务等国际合作的跨境创新网络。 澳门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对于澳门而言，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战略，澳门依然离不开自身的优势和定位。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在参与“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中，澳门具有历史、文化、经贸、侨界网络等层面的独特优势。澳门辐射的7个葡语系国家遍布四大洲，拥有超过2亿人口，面积超过欧洲的总和。因此，利用好澳门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积极协助实施全球治理的战略，也是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澳门在参与国家非传统安全的全球治理方面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当今世界，包括经济、生态环境、信息、资源、恐怖主义、疾病蔓延、跨国犯罪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对世界的影响往往会更大。新冠疫情不但造成上百万人死亡，也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负面影响。这使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社会不得不重新审视此类非传统安全问题，并给予足够的重视。澳门可以在生态环境、技术信息共享、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疾病蔓延等方面，参与国家的全球治理，共建“绿色发展共同体”、“卫生发展共同体”、“人才发展共同体”和“技术发展共同体”。首先，葡语国家普遍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治理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2017年，中国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绿色“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和发展导向。因此，澳门可以在绿色“一带一路”的框架下，积极与葡语国家构建在生态保护、节能减碳、海洋发展等议题下的“绿色发展共同体”。其次，大部分葡语国家在医疗卫生、疾病控制等方面较为欠缺，特别是非洲葡语国家亟需改善医疗健康水平，更不用说在疫情之下对医疗物资、抗疫医疗技术和专家的需要。因此，澳门可以在国家和大湾区医疗技术资源的支持下，建立与葡语国家在改善医疗能力、提升卫生资源和疾病控制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共建“卫生发展共同体”。特别是今年澳门国际应急医疗队五名队员以加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形式，赴阿尔及利亚执行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任务，为澳门参与国家全球治理做出了示范。再次，大部分葡语国家在发展规划中不断强调提升教育水平和对技术人才的培养，旅游业发展和技术人才培养更是所有葡语国家共同的发展方向。澳门可以利用自身的旅游培训优势以及大湾区技术人才的培养优势，与葡语国家共建“人才发展共同体”。最后，技术发展是现代所有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葡语国家也需要医疗、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新基建”等基础研究应用和公共技术服务的创新体系建设。澳门可以结合大湾区的技术和信息优势，通过搭建专业化的技术服务和金融服务平台，实现中国与相关国家间的“技术发展共同体”。澳门在中医药技术发展上具有突出优势，大部分葡语国家对中医药的接受程度比其它地区更高，因此中医药技术在葡语国家的推广和应用具有较广阔的前景。后疫情时期，中国面临着更复杂和困难的全球治理环境，必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大市场，促进国内国际经济互补。澳门宜抓住“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所蕴含的机遇，利用好澳门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通过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全球治理合作，推广中国“新型全球治理理念”，积极协助国家实施全球治理的战略，成为打通内外双循环中的一个节点。这也是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 ...